中华诗祖尹吉甫

作者：陈豪敏

“嵩高维岳，骏极于天。”这句描绘四岳的最早诗句“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出自《诗经·大雅·崧高》，根据其中“吉甫作诵，其诗孔硕”之句，《毛诗序》认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之作。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文字开端，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作，率先垂范，源远流长，因之前的商代只有甲骨文而无文字作品，被视为中华文化的元典。《诗经》有311篇诗歌，先秦时期称为《诗》。其中6篇笙诗只有标题，实有305篇，人们取其整数又称《诗三百》。西汉之后被尊为儒家教化经典，始称《诗经》。尹吉甫采集、编纂和创作了《诗经》，是中华民族堂堂正正的诗祖。

《诗经》内容丰富，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反映了西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也叫周诗。《诗经》成于不同地区和阶层的歌词。其中，风160篇，是周时黄河流域15个诸侯国的风土之音；雅105篇，是周人宫廷祈丰颂祖的朝廷之音，含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颂40篇，是周王室贵族祭祀的宗庙之音，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西周太师尹吉甫，集采风、编纂和创作于一身，缔造了《诗经》这部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中华诗祖的地位崇高至上。

众所周知，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影响诗坛两千余年，屈原也被公认为中华诗祖。然而，尹吉甫早于屈原500多年前就采编形成了《诗经》，其风雅颂三种诗歌形式、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以及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意追求，使其成为我国诗歌的发轫之作和辉煌肇基。继尹吉甫之后，孔子编订《诗经》并为之正乐，明确其“思无邪”，奉之为教化经典，并教育弟子“不学诗，无以言。”《诗经》是最早的文学典籍，对中华文化、文学、文明及各个学派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尹吉甫的诗祖地位和《诗经》的文学艺术影响力更是“峻极于天”。

追本溯源，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源头，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乃浪漫主义作品之滥觞，恰如日月合璧，相辅相成，都是我国的诗歌典要。对于《诗经》而言，十五国风如同《离骚》对于《楚辞》，都是主导和代表，故称风骚为诗。《楚辞》虽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也受《诗经》比兴手法的影响并继承了其传统。先有诗歌，后有文学。文学“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诗经》的问世，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口头文学一跃迈入文字文学的伟大历史跨越，如同喷薄而出的朝日光芒四射，照耀古今，引发了中华文化的遽然嬗变和中国文学绚烂兴发，从风雅兴寄、建安风骨到左思风力异彩纷呈，诗赋词曲、散文剧本以及寓言小说等各领风骚，光辉灿烂。《诗经》为我国文学的总源头，尹吉甫也是中华文学之鼻祖。

尹吉甫（公元前852－公元前775），西周时期房陵（今湖北房县）人，黄帝之后伯儵（shū）族裔，兮氏，名甲，字吉父，又作吉甫，金文作兮甲、兮伯吉甫。他本姓姞（jí），因被封于尹（今山西隰县）为国君，所以习称尹吉甫，是尹、吉两姓的共同太始祖。

武王伐纣，鼎迁于周，我国继夏商之后又迎来了一个鼎盛时代——西周。尹吉甫生活在西周晚期，经历了其由衰到亡的三代君王。他出生于周厉王七年的公元前852年，11岁时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后召穆公虎、周定公管理朝政号称共和。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于流放地后周宣王即位，时年24岁的尹吉甫即与仲山甫、方叔、召虎等共同辅弼。“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他乃文乃武，29岁奉命帅征猃狁（xiǎn yǔn）取得胜利，后又发兵南征在成周一带主持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赋，功勋卓著。在辅佐周宣王的46年间，他深受倚重，助成了周王朝的赫然中兴，被誉为“中兴贤佐，天子懿亲”。公元前782年周宣王崩，13岁的周幽王登基，70岁的尹吉甫受托为佐命元臣。

周幽王天命不济，“性颇暗昧”，即位第二年便发生了泾渭洛三川地震、河水枯竭和岐山崩塌，“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预兆不祥。周幽王年岁尚轻、血气未定而沉湎酒色，不理国事，重用奸臣虢石父执掌政事，天怒人怨。公元前779年，周幽王降服褒国得褒姒后倾尽眷宠，次年与其生子姬伯服后，更是宠爱无度和肆意妄为。尹吉甫老成谋国，以老迈之躯直言屡谏，看到周幽王不思悔改，绝望之余便辞职还乡，于公元前775年郁闷辞世。次年，周幽王遁天妄行，废黜申王后和太子姬宜臼，立褒姒为王后和姬伯服为太子。公元前771年，被黜的申后之父申侯联合鄫国、犬戎讨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和7岁儿子姬伯服一起被杀于骊山之下，西周灭亡。

周朝是我国第一个十分重视文学的朝代。夏商之后经过阴阳五行、周易八卦、语言文字和礼乐制度的原始积累及琴瑟钟鼓等乐器的适时出现，到西周时厚积薄发，传统文化的观念方法、精神导向、民族风尚等基本形成，文化起兴发展的社会组织宗法制度也基本完备，“成康之治”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兴起和发展。西周的采诗制度就是上古文化腾飞的一大壮举。

诗的最初形式就是歌谣，一是民间随口唱的徒歌，另是宫廷器乐伴唱的乐歌，都有抑扬顿挫的节奏和悠扬舒缓的韵味，可抒发心情，能感染听众，在民间和宫廷都很流行。周王朝顺势而为，建立采诗制度，设置采诗之官，持续广泛地在民间采集徒歌——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并鼓励公卿文人献上乐歌——献诗。

《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曰：“五谷毕，人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采诗献诗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制度，受到天子、诸侯和民间的高度重视和遵循。

尹吉甫是周宣王的太师，提笔可安天下，跨马能定乾坤，以文治武功列三公之首，居天子之下万人之上。周宣王夸赞其“炳炳麟集，而维武经文，内安外攘，舍吉甫更莫与竞”。《诗经·小雅·节南山》说：“尹氏太师，维周之氐（d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pí）。”他博学多能、才华横溢，被后世盛誉为伟大的诗人和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武术家，称得上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天骄。

尹吉甫德隆望尊、位高权重又文武兼备，由他领导各诸侯国的采诗和宫廷王府的献诗，无可非议，又非他莫属。他领导采诗，既是组织者也是采集者和编纂者。朝廷上下信任尹吉甫的学识、胸怀、境界和追求，具备采编的组织领导能力，也相信他会忠实地奉行采编使命。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无论民间采诗，还是公卿文人献诗，统一收集整理后献之太师编纂，不仅仅是“比其音律”。尹吉甫富有诗情文采，必然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字斟句酌慎重修正，在字格、音韵、诗性、诗意和风格上严格把关，使其既保持原汁原味儿又得到诗学升华，而后再由乐工编曲配舞。他当然也会对配乐把关，保证诗作和音乐的协调。“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尹吉甫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诗人，除了采集编纂外，《诗经》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都人士》、《六月》等长篇政治抒情诗都是他的杰作。

《诗经》意韵馨逸，魅力无穷。“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基本为四言诗句和双句用韵，大量使用重章叠句、重言叠字和双声叠韵的连绵词，重叠连绵灵活运用，回环往复韵味流畅，写景状物绘声绘色，传情达意升腾跌宕，语言丰富准确、生动形象、清新活泼，富有鲜明的形象和优美的乐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采之歌谣，皆有曲调。明朱载堉说：“《诗经》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宫调。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调。《周颂》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皆角调。《商颂》五篇，皆商调。”用韵有则，乐感优美，富有浓厚的音乐美和艺术美。“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jiān）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诗经》内容丰富，全面反映了西周的劳动和民风、爱情和婚姻、战争和徭役、压迫与反抗、祭祀与宴会等社会现象以及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自然现象，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清晰，篇篇都有个性。“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诗经》中无论风的短小民歌或是雅之长篇叙事诗，无不抒情言志，情景交融感情色彩浓郁，歌物咏志胸臆抒发开畅。《诗经》重视思想内涵，体现伦理道德，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为主要内容，偏重政治主题，表达社情民意，抒发情感意愿，意境开阔，境界超然，极易引发社会共鸣。

《诗经》紧贴生活，意韵万千，美不胜收，启发心智，滋养心灵，丰富精神，陶冶人格，堪称文学中的文学，既登得大雅之堂，又入得茅屋陋巷，深受人们喜爱。尹吉甫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编纂《诗经》，既是开创性的，也是划时代的，熠熠生辉，中华文学从此灿然一新。首先，他为《诗经》注入了现实主义本色。“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经》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关注实际生活和重视社会现实，淳朴自然，清新亲切，开辟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先河，奠定了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桩基。其次，他建立了诗经六义、四言结构和多彩的修辞手法。风雅颂三种表达形式、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合称《诗经》六义，是古诗的效法标尺；四言两拍是《诗经》基本字格，以四言为主又不拘四言、长短参差的句法成了格律诗和长短句的效法始端；比拟、夸张、对偶、排比、拟声等《诗经》修辞手法又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始技巧。其发端精彩、震古烁今且历久弥新，对诗歌的创作和兴盛，对文学的创作和创新，对中国文学的腾飞和发展，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三，他开创了《诗经》“温柔敦厚”的诗风。“《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然而，《诗经》紧贴生活，虽然有激越高亢、沉郁顿挫、绚丽飘逸的诗篇，也不乏鞭笞弊政、痛斥暴虐、陈诉悲戚、发泄哀怨和美刺君王之诗作，但是在整体上却保持了乐而不淫、悲而不戚、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风格，温柔敦厚，含蓄委婉，“以《诗》辞美刺、讽喻以教人”，富有深度，富有远意。

上述可见，尹吉甫从采诗、献诗的组织领导到修正编纂，从写诗创作到“比其音律”，有愿景，有目标，有谋划，更有能力驾驭和把控。《诗经》是文字文学的源头，建立的四言字格，达意辞章，韵律声调等规范，尤其是风雅颂的形式和赋比兴的手法，对文学的创作发展经典致用，熠熠垂范。以诗感悟自然和领悟人生，“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的社会作用也非常巨大。作为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和思想文化源泉，《诗经》的问世及其思想艺术成就和高度，在我国和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尹吉甫担负太师要职，朝廷社稷、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民生等国务千头万绪，劳苦功高，宋代出土的“兮甲盘”铭文记载了他征伐猃狁侵犯、征收南淮夷赋贡等功绩。《诗经》容载五百年周诗，采诗肯定不是从周宣王时开始的，编纂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功。尹吉甫盛务繁重却不负众望，应该是忙里偷闲和孜孜不倦，也可能是耗其一生终于在其手上编纂成《诗》。回望历史，尹吉甫的文武盛事和道德贤能都可歌可泣，唯有采编《诗经》居功至极。皇皇《诗经》立言不朽，建起这民族文化的第一座历史丰碑，尹吉甫丰功伟绩彪炳千秋，中华诗祖名垂青史“峻极于天”！

来源：婵娟文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