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县一中校志》记载，早期国文教师中有一位名师——陈春藤，并担任一中训育主任。陈春藤是新郑早期党员，长期在密县开展革命活动。土地革命低潮时期，他依托三尺讲台开展革命工作；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他任国民党密县政府秘书，在樊百全的掩护下坚守隐蔽战线，为保留革命火种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一、早期在新郑开展革命活动

上世纪二十年代密县张书印领导平民教育运动、农民运动发展到周边地区，新郑、禹县等地，相继建立了农会和农民自卫军。新郑土桥的农民运动就是在密县张书印、禹县宋聘三领导下发动起来的。1925年6月，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到密县视察农运工作，张书印曾陪同他到新郑土桥视察。1927年春，北伐军进军中原，为策应北伐，张书印率领密县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5000人，并调新郑土桥，登封石道、卢店以及中牟农民自卫军1000余人参加围攻大地主王洪瓒的行动。据资料显示，陈春藤往来密县、新郑间，陈春藤作为新郑联络员，多次潜入土桥寨周边村落走访佃户、红枪会底层群众。宣讲减租、抗苛捐、反帝反军阀；分化红枪会，争取底层贫苦会众，孤立土豪劣绅把持的寨局武装；秘密组织农民担架、传递敌情，策应吉鸿昌部过境豫中。

1927夏到1928年春，禹县地下党负责人宋聘三（1929年1月，宋聘三被军阀韩复渠杀害）在新郑西部开展活动，建立读书会，培养骨干，秘密发展党员，介绍人和寨胡兴礼入党。陈春藤是新郑—密县人和寨地下联络站的联络人，往来密县、禹县、新郑县城，联络党员、进步青年，常在寨内私塾、农户家中落脚中转，躲避国民党搜捕。

二、大革命失败后隐蔽密县，联络沟通

大革命失败后，豫中多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城乡。国民党捕杀农运骨干，新郑城乡公开农会全部解体。人和寨一带幸存积极分子转入隐蔽活动，以走亲戚、赶集为掩护保持联络，为后期“穷人会”保存火种。

1929年前后，受中共豫中特委调配，各地遭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党员分批转移至密县，以密县第二职业学校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经张书印（时任中共密县特支书记）、樊百全（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统筹安排，陈春藤入校担任国文教师。

1930年5月，河南省委决定发动“中原兵变”，张书印遵照河南省委部署，积极筹备，陈春藤在张书印领导下工作，参与规划兵变后撤往禹密登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路线，负责摸清新郑境内道路、村寨、地主武装布防，整理新郑民情、武装情报，为豫中山区武装割据做前期调查筹备。

“中原兵变”失败后，密县第二职业学校被查封。陈春藤在樊百全掩护下，转入密县一中工作。他常到人和寨与胡兴礼（1933年10月，中共新郑县委在人和寨成立，胡兴礼任县委书记）接头，传达河南省委、豫中特委关于农运、武装筹备指示，统计穷人会（农会秘密形式）发展人数、各村群众诉求。在新郑西部与密县东部交界地带深入工作，打通两县地下交通线，掩护党员、进步师生在新郑、密县之间安全转移，躲避国民党清乡搜捕。

陈春藤在密县教书期间，深入密县乡间开展农民运动。走村入户串联贫苦百姓，秘密组建村级农协小组，宣讲抗租、抗苛捐杂税主张；利用农闲开设农民夜校，扫盲识字同步普及革命道理，发展大批农运骨干。彼时密县农会仅能半公开活动，陈春藤依托教员身份往返城乡，联动新郑、密县农协开展联合斗争，持续壮大基层群众革命力量。

三、在一中耕耘教坛，播撒革命火种

作为国文教员，讲台是首要的革命阵地。陈春藤精通古文、白话文，规避当局审查，采用借古喻今的授课方式：讲《捕蛇者说》引申底层百姓苛捐重压；讲授爱国诗词、南宋抗金文章，暗喻抵御外侮、反抗独裁；课余单独约谈思想进步学生，推荐学习进步杂文等，校内读书会仅限可靠师生参与，地点多选择教室后小院、图书室角落，避开校方巡查与特务眼线。他摒弃旧式迂腐授课内容，借古文、时文教学向青年学生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揭露军阀混战、土豪劣绅盘剥百姓的现实；课余开办校内读书会，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在青年群体中播撒革命火种，为密县培育第一批青年革命骨干。在校期间，他同步承担党组织多项核心任务：秘密发展师生党员，建立校内党小组；抄写秘密文件，搭建连通密县与新郑的地下交通线，负责两地失散党员联络、情报文书传递。

新郑土桥地下党员李成、王曼洛先后遭到新郑国民党政府的抓捕，他们逃到密县，在樊百全安排下，到密北白寨乡辗转躲避。

樊百全时任国民党密县党部执行委员（1937年任密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为掩护陈春藤等提供了许多方便。

樊百全以县党部名义出具正式聘用文书，将陈春藤的教员身份官方备案，确立合法教职身份作为屏障，从身份根源上降低暴露风险。县内、省党部特务筹划搜捕进步教员时，樊百全依靠党内消息渠道第一时间密报陈春藤；一旦形势危急，便安排他隐蔽至自家关口宅院或是曲梁可靠农户家中，数次躲过大规模清查。当土豪劣绅多次举报陈春藤下乡鼓动农民，质疑其言行激进，樊百全在官方会议上据理辩驳，将其进步活动定义为爱国讲学，多次压下抓捕立案申请；特务下乡追查时，樊百全出具县党部证明，限制特务随意盘问、抓捕。在乡绅、公职人员集会公开评价陈春藤治学勤恳、体恤乡民，塑造正面公开形象，消解民间举报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抗战初期任县政府秘书，坚守统战战线

陈春藤的事迹在《中共新郑历史》有记载：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件，悍然出兵侵占中国东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党组织因势利导，鼓动学生罢课。新郑县师范、县中学生在进步教师陈春藤的领导下走上街头、农村，宣传、揭露蒋介石妥协投降的卖国阴谋，并提出：“反对列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呼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这则史料说明，陈春藤在“九一八”事变后曾在新郑发动爱国斗争，这与当时密县一中的国文教师王如冰（地下党员）发动的“反帝大同盟”相呼应。这是不是地下党的一致行动，没有可靠的资料。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统一战线，密县地下党迎来合法开展救亡工作的窗口期，一大批地下党员进入学校和政府机关，以合法身份开展革命工作，推动了密县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

1938年春，进步县长陆建唐任密县县长，经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樊百全举荐，陈春藤任县政府秘书，得以进入国民党密县政府，打入政权核心机关，与县长另一个秘书南醒民（南西光，地下党员）、密县新闻编辑冯妆为（又名冯健生，地下党员，曾任新郑苑陵中学教师支部书记）、密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吴熙武（地下党员）、县长陆建唐妻子邬励贤（地下党员），成为密县国民党政府中积极抗战的正面力量，他们隐蔽工作，为进步县长陆建唐顺利推动抗日救亡打下了良好基础。《密县党史资料》多篇史料中，都记录了陈春藤的中共党员身份，但没有记录他与密县地下党组织的横向活动。在司树森（时任密县县委组织部长）回忆录中说，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国民党密县上层的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保证党的秘密，与领导是单线联系，不与地方党组织交叉联系。

陈春藤主管文书整理，参与抗日民众动员、乡镇民情呈报，避开征兵、财政等特务重点盯防领域；同时所有针对陈春藤的调档、问询，必须经樊百全签字许可，这样切断特务直接调查渠道。同时，为应对突发情况，樊百全老家关口宅院、乡间农户两处隐蔽点随时待命，备好往返新郑、禹县的通行凭证与路费；局势紧张时，陈春藤可借下乡慰问抗日群众、督查乡务的名义出城隐蔽。樊百全在各类公务场合称赞陈春藤起草抗日布告、组织担架队、募集救国粮款，强化其“热心抗战文职官员”的公开标签，树立陈春藤爱国青年、英才难得的正面形象。

陈春藤经手县政府全部上行下达公文，摘抄国民党反共密令、清乡部署、特务监视名单、征粮征兵方案，通过地下交通线报送密县中心县委、密县地委；梳理乡保人员档案，区分顽固劣绅、开明乡绅、进步人士，为乡村统战工作提供依据。

他以县政府名义起草、印发抗日宣传公告与自卫队组织章程，依托官方渠道大范围传播救亡思想；联络大革命时期农运骨干、青年学生，重建乡村抗日小组；协调县府划拨场地与少量经费，推动农会合法开展活动，开办战时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教育培养了大批抗战骨干。

1939年5月，顽固派县长孟祥霖调任密县，中统特务王寿山进驻，全县反共氛围骤然紧张，当局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持续清查县政府公职人员、各校教员中的进步分子。樊百全察觉局势恶化，多次密告陈春藤收缩活动、销毁涉密文件。

1939年8月“密县事变”爆发，司树森等28名党员、进步人士被捕，樊百全亦遭羁押，席国光、尚寅宾等同志被通缉。因陈春藤提前撤离，未被列入重点抓捕名单。

“密县事变”使密县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被破坏，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创。陈春藤离开密县后，后续活动暂无详实史料记载。

《樊百全自传》曾三次提到陈春藤：一次是“1929年，与张书印合谋聘请张之朴、谷效颜、李子纯、杨春芙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县中各机关、各学校任职，继续同贪劣进行斗争”，其中有陈春藤；第二次是“九一八”事变后，为准备抗日，常与一些共产党员联系，其中有陈春藤；第三次是1941年樊百全逃出西安集中营，回到河南后，常和一些共产党员联系，其中有陈春藤、南西光（即南醒民）等。可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陈春藤与国民党左派樊百全互相信任、友谊深厚。另据《密县党史通讯第9期》尹光明（密县地下学早期重要领导人）回忆：尹光明由于组织抢粮风暴，自1939年以来遭到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通缉，四处流亡，无处安身。1942-1943年，经陈春藤介绍，尹光明在郑州烟草专卖局当业务员，借以安身。

密县一中校史清晰记载陈春藤在校担任国文教师的经历，这段史实成为学校红色教育的重要素材。回望这位潜伏在校园、潜伏在旧政权机关的地下党员，他以笔墨为武器、以讲台为阵地、以公职身份作掩护，在不为人知的隐蔽战线上默默奉献，其忠诚无畏、隐忍坚守的革命精神，永久镌刻在密县一中红色校史之中。

资料来源

1. 《密县一中校志》（1987年）
2. 《中共密县党史资料》（1990年），密县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3. 《中共新郑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
4. 《密县文史资料》
5. 《密县党史通讯》
6. 《溱洧正气》

作者简介
张怀州：新密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员。

1、刘芳亭是密县一中建校筹备委员

在《樊百全自传》中刘芳亭被认为是共产党员，实际上不是中共党员，是党外友好人士，他的名字也记载于《密县一中》校志。为了叙述方便，将其列在“密县一中校史上的地下党员”标题下叙述。

《密县一中校志》（1987）、《新密市一高校志》（2021）大事年表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以中共地下党员张书印（1902—1930）为核心，密县县长何祖五、教育局长钱际荣，联合李明善、李绪庆、闫凤梧、白松年、侯安亭、刘芳辰等人共同组建筹备班子，筹划全县首所公立中学——密县中学，即今密县一中（新密一高）前身，议定校址设于老城西北仓房、百子殿区域。

校志所载“刘芳辰”，即河南西华逍遥镇知名进步人士刘芳亭。彼时刘芳亭受地下党员张书印邀请，赴密县师范任教，以教员身份落脚密县，参与密县中学创建前期会商、校址踏勘、办学章程拟定等核心筹备工作，是建校早期重要参与者。

1930年10月，密县革命先驱、建校总牵头人张书印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建校工作一度停滞。刘芳亭与其余筹备同仁接续奔走，筹措经费、协调校舍，坚持推进建校事宜。至1931年8月，密县中学正式招生开学。在密县执教、办学期间，刘芳亭配合地下党组织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掩护校内进步师生开展爱国宣传，是密县早期红色历史重要党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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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据《樊百全自传》记载，1929年正月，经樊百全与张书印合谋邀请一批外地共产党员“到县中各机关各学校任职”，其中有刘芳亭，而且在张之朴、谷效颜、李子纯、杨春芙、刘芳亭、胡殿生、楚润生等人名字后括号内标注“均系共产党员”。可见，在樊百全眼里，他已经把刘芳亭当成了共产党员，他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员。

刘芳亭除了是一中筹备委员外，他当时的行政职务是国民党密县党部秘书。

刘芳亭是豫东早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代表人物。1928年，刘芳亭联合进步人士王拱璧（同盟会会员，投身辛亥革命，参与筹建河南欧美留学预备学校，1928年后两度任河南大学教授），联名揭发西华当地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的恶行，反遭劣绅诬告“通共”，家中多次被当局搜查。因在西华县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追捕，他受张书印邀请，与西华县地下党员李子纯、胡殿生等先后来到密县，参加革命事业。

2、刘芳亭是革命伴侣杨春芙和李子纯的介绍人

当时地下党员杨春芙（女，河南省妇女运动先驱，地下党员李子纯妻子。解放后曾任河南省政协常委、统战部副部长）也在中共密县特支领导下，在密县秘密工作，她在回忆录中说“1929年初，中共开封地下党组织决定要我转移”，“设法在密县为我谋个职业”，这年“农历正月初二或初三到达密县，任平民工厂技师，兼管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当时西华人刘芳亭也在密县，她与刘芳亭有交集，杨春芙说他是进步人士、同情共产党。“密县县党部附近有一个职业学校，县党部的秘书刘芳亭介绍我到该校兼任实习技师。每天教课两小时，由于我当时每个月的工资够自己维持生活，我同意在该校义务授课。”正是在刘芳亭的介绍下，杨春芙和李子纯相识，“子纯同志好学健谈，具有演讲的天才”，他们在密县相识相爱，结为革命伴侣。

3、参与国民党彭振山部策反活动

1930年3月，李子纯打入吉鸿昌部，秘密从事兵运工作。中原大战后，吉鸿昌部被蒋介石收编，随即被派往潢川围剿红军。1931年8月，吉鸿昌被逼“出洋考察”。1933年春，吉鸿昌秘密回国，来到鄂豫交界湖北黄陂、宋埠一带，联络地下党员李子纯计划策反旧部三十军（时任军长彭振山），将部队拉到苏区。受李子纯邀请和党组织委托，刘芳亭从密县南下来到湖北黄陂（同时，密县一中教务主任、国文教师胡殿生来军中担任军官教导团教官），秘密接触彭振山，多次密谈，动员彭振山反蒋抗日、配合鄂豫皖红军打破国民党 “围剿” 封锁。后因彭振山立场顽固、师部嫡系军官告密、部队军心分裂等多重因素，策反计划彻底失败。著名地下党员李子纯等牺牲。刘芳亭察觉险情，连夜绕道豫鄂边界安全潜回西华。

4、逍遥四街戏班班主

综合西华地方红色口述史料、周口文史等多方记载，没有档案记录显示刘芳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具备党员身份，他属于党组织长期依靠、深度合作的党外爱国开明人士。

刘芳亭实为西华县逍遥镇乡绅，时称 “逍遥寨主”，拥有本地商铺产业。他从黄陂返回西华县以后，1933 年独资创办豫剧班社“逍遥四街戏”，以民间戏曲班社班主身份作为长期掩护，往来豫鄂各地联络各方力量。他率戏剧班社30余人，活跃于西华、周口、商水、项城、界首一带，唱红豫东、皖西，利用戏班流动演出，以戏曲宣传抗日救亡、秘密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党员，培养了一大批骨干演员，排演 《三上轿》《黄鹤楼》《穆桂英挂帅》《大祭桩》等沙河调经典，保留大量原生态唱腔与表演，奠定了“沙河调”在豫东的传承根基，使沙河调与祥符调、豫西调、豫东调一起成为河南豫剧四大流派之一，为豫剧沙河调的存续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5、手绘周口军事地图支援抗战

1944年，豫中沦陷，日伪军、地方顽军分割封锁周口全境，加上郑州花园口扒开以后，形成了黄泛区，“新黄河”两岸的地情、敌情不明，敌后武装极度缺少精准本地军情地形图。刘芳亭依托常年往来城乡、熟悉豫中东地理的优势，以走商、巡演戏班为掩护，多次生命冒险穿越日伪关卡实地侦察，摸排周口、鄢陵、尉氏、西华、商水一带村镇、河道、碉堡、驻军据点、交通要道，亲手绘制敌伪布防详图。地图完成后，通过地下交通线转交挺进豫中的冀鲁豫八团，同时供给新四军豫东游击支队使用。

这份手绘情报地图，雪中送炭，为水西抗日根据地奇袭伪据点、打通西华至商水游击通道提供关键地理情报支撑，为豫中敌后对日作战作出重要贡献。军区首长评价：“这张图抵得上一个团的兵力，为渡河与攻城节省了大量时间与伤亡。”

刘芳亭不是密县一中教师，他以国民党密县党部秘书身份参与一中筹办，传播进步思想，离开密县后，以进步人士、乡绅、戏班班主身份受党组织委托多次参与重大革命活动，深入虎穴，遇险不惊，经历传奇，长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支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是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后人应当永远铭记。

资料来源

1. 《密县一中校志（1987）》《新密市一高校志（2021）》。
2. 《河南省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3. 《中共密县党史资料》第一集，1990年。
4. 《密县文史资料》第一辑，1984年。
5. 《共产党员张书印》。
6. 《开封当代人物大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7. 西华逍遥镇地方红色口述史料。

张怀州：新密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员。

《密县一中校志》上有一位训育主任，名陈镜波，他是新郑地下党员，革命烈士。

陈镜波，又名陈瑛、陈振江，生于 1918 年，新郑市八千乡霹雳店（有写成皮里店）村人。全面抗战爆发后，豫中沦陷危机加剧，青年陈镜波怀抱救国理想，1938 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 年底，党在新郑苑陵中学成立教师党支部，由教师党员冯妆为（原名冯健生，曾在密县任密县新闻编辑）依托苑陵中学，发展党组织。次年春，苑陵中学学生党支部成立，发展学生党员 20 余人。新郑县委机关就设在苑陵中学，县委领导人如陈新、张若谷、陈敏之、冯汝为、陈镜波都先后在这里任教。密县中心县委书记刘清源，地委书记席国光，地委组织部长苗树棠等领导同志，经常来这里指导工作，吃住在苑中。抗战时期的苑陵中学，成为新郑党组织活动的基本阵地和革命大本营，被誉为新郑的 “红色暗堡，革命摇篮”。

苑陵中学八角楼，就是新郑地下党总指挥部。白天他们教书育人；深夜熄灯后，八角楼油灯长明。他们悄悄成立苑中学生秘密读书会，把《论持久战》、马列小册子、抗日传单，用油纸包裹、藏在课本夹层、墙壁夹缝里。避开国民党特务、日伪密探搜查，深夜给进步学生讲抗战形势、讲革命理想。大批进步学生受其启蒙，先后入党、加入民先抗日先锋队，奔赴敌后游击战场，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38 年 8 月，国民党发动 “密县事变”，中共密县地委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在此危急时刻，1939 年 9 月，党组织安排陈镜波以国文教师身份任中共新郑县委书记兼县委组织部长。

1940 年夏，新郑国民党特务加紧清剿地下党，陈镜波身份暴露，紧急转移长葛县隐蔽任教，继续单线开展地下工作。同年 9 月，受豫西地委派遣，统筹新郑、洧川、尉氏三县交界区域地下党组织：协调豫中南敌后抗日秘密游击斗争，长期跨县单线联络，冒着被捕杀头风险，坚守豫中南咽喉地下防线，保存豫中革命火种。

可能是在此时，为躲避国民党追捕，受党组织派遣到密县一中任教。《密县一中校志》记载，陈镜波在一中任教的时间是在 1944 年之前，职务是训育主任。由于当时是秘密工作，校志没有显示他的事迹。在郑义宜写的《解放前的密县中学》一文中，记述了地下党员陈镜波在该校任教。

1944 年春夏，河南沦陷，日军占领郑州。为解救人民，驱逐日寇，八路军抗日先遣队挺进豫西，先后建立十几个抗日民主政府。1945 年 3 月，八路军发起密南战役，解放密南大片领土，抗日根据地发展到禹县北部、新郑西部山区。陈镜波积极参加抗日斗争，组织群众抗战支前，机智勇敢，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不久，密、禹、新三县办事处建立。5 月，准备成立新县制，拟任命陈镜波为副县长。但由于形势有新变化，新县制暂未成立。8 月，日寇投降，八路军从豫西撤往豫南，陈镜波服从组织安排，留下做地下工作。

1946 年夏起，郑建中（密县地下党干部，曾任密南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密禹新三县办事处主任）、陈镜波受人民解放中原军区司令部派遣，在新郑、许昌、长葛一带秘密从事军事情报工作。陈镜波在许昌天宝中学任教以作掩护。郑建中、司志明（密县地下党员）、陈镜波在许、禹、长边界一带，秘密组织发动群众，收集敌人情报。当时地下党立下铁规矩：单线联系、不串岗、不相识、不留名。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一天，这个情报组在郑建中的带领下，率领游击队炸毁平汉线上新郑和尚桥火车站，切断了许昌通往郑州的交通咽喉，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

1947 年 7 月 17 日，陈镜波在新郑、长葛交界执行紧急情报任务，因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敌人严刑拷打，逼他说出豫中地下党员名单、党组织据点、交通线路。他严守党的机密，始终宁死不屈，疯狂的敌人在赵楼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埋尸灭迹。

当时郑建中为粉碎敌人的屠杀阴谋，冒着生命危险，从郑州火速前往长葛，寻找陈镜波，通知陈镜波、司志明二人北上转移，未料陈镜波竟先一步被敌人逮捕。敌人发现郑建中后，追踪郑建中至新郑、长葛交界处，将郑建中逮捕，带至长葛闫楼，枪杀于高粱地里。郑建中也壮烈牺牲。

陈镜波当年年仅 29 岁，被党组织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资料

1. 《密县一中校志》（1987 年）
2. 《密县文史资料》第七辑
3. 《中共密县党史资料》（1990 年）
4. 《中共新郑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

作者简介

张怀州：新密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郑州市政协文史委员，新密市关工委副主任

密县一中校史上有一个国文教师张舜卿，他是李大钊先生派来密县的。

张舜卿的名字在一中校史上排在国文教师第一名，校史是按时间排序写的，也就是说他是最早的国文教师。

他是北大来的，是李大钊先生派来的。这却是通过近年调查发现的新史料。

一个传闻：进化村有北大教官

进化村老人许德润是我的忘年交，他生前多次给我说过，在张书印闹革命时期，进化村有个北京大学来的教官，这个教官是谁，为什么来到进化村，他说不清楚。

许德润是进化村一位文化老人，经他回忆，写下了许多关于进化村、关于张书印的文章，保留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和故事。他说的话，有重要参考价值。

进化村平民小学创办于 1924 年，是密县平民教育运动中第一个成立的学校，是全县平民教育的示范校。张书印要求全村人人都要上学，这里，学龄儿童白天上学，成年人晚上上学，学习新知识，新文化，破除迷信。进化村农民自卫军也学军事，并且有较强的战斗力。进化村平民学校也成为农民运动的中心场所，全县各地的平民教育骨干、农会骨干都来这里参观学习、培训，把进化村平民教育的经验，农民运动的经验带回去。

难道是进化村的教官是北大的教师。

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怎么会来一个大名鼎鼎的北大教师，一群农民，一群农村娃，用得着请北大的教师来教学吗？再说，进化村怎么能请得动北大的教师呢？说来也确实无法让人相信。

登封市老促会转来张舜卿生平

2021 年，接触到登封市老促会秘书长杨战伟同志，他转来登封市史志办的一份资料，这是登封大冶镇西施村张氏后人记述的张舜卿生平。里面写道，张舜卿曾在 1924 到 1926 年在密县从事革命工作，为什么在密县干革命，跟谁干革命，里面不清楚。

这是一张黄纸竖排写的人物生平，内容简洁，是从上辈人传下来的。

张舜卿生平（一九 00—— 一九三七）

张舜卿，男汉族，一九 00 年生于河南省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1918 年考入河南大学（注：当时称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史上也称河大预校）中文系，1922 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并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主张，抨击封建制度。

一九二四年北大毕业后，被李大钊派回河南，以密县第一高中（注：1924 年，密县一中尚未建立，应是密县第一高等小学）国文教员掩护，任密县地下党负责人。张舜卿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并任河南豫西（包括密县、登封、巩义、偃师、颍阳、嵩县、灵宝）建党联络人职务。在密县一高期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两次回北大向李大钊汇报工作，领取党的指示。

1936 年春，张舜卿与石巖、康午生、康洪波等著名社会活动家，与专家学者赵九章、张鸣歧、姚雪垠、陶缦、马可等 8 人奔赴延安，途中因肝病加重，无奈由石巖护送回登封西施村家中静养。1937 年冬，终因不治去世。

登封市党史办转来的张舜卿生平可以说解开了许德润先生说的 “北大教官” 之谜，这个北大教官应就是张舜卿。但文中所说的密县一高 1924 年尚未成立，是在 1931 年成立的，1924 年密县全县只有一所高小，就是密县第一高等小学。

文中说张舜卿 “任密县地下党负责人”，说明当时密县已经有地下党，并且地下党有组织，张舜卿是其中一个负责人，参与了密县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但是密县地下党早期历史中，没有出现过张舜卿的名字，在密县地下党员的后来的回忆和调查当中，均没有出现过张舜卿的名字。是不是因为张舜卿的身份特别特殊，没有与地方地下党发生过横向联系呢。

这个生平直接说明，张舜卿是由李大钊派回河南工作的，期间，张舜卿两次到北京向李大钊汇报情况。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重要事实 —— 张书印在密县从事的革命活动直接受李大钊先生领导，张舜卿是密县地下党与中共北方区委联络人。

协助张书印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张书印 1922 年 11 月由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介绍入党。随后，他所从事的党的活动由中华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与邓中夏等人联系并接受其领导。根据《济南市志》记载，1923 年下半年，张书印受济南地委派遣，回家乡密县开展平民教育运动。

1924 年春，他在开封参加了开封地下党负责人冯品毅召开的会议。冯品毅是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以开封师范学校外语教师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当时河南省尚没有一个领导全省的党组织。只有开封、郑州、洛阳等地有少数党员。冯品毅直接受李大钊领导。

张书印回密后，1924 年春在密县城召开先进知识分子座谈会，成立了密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在全县创办平民夜校，组织农民学习新文化、新知识，启发农民觉悟，组织发动农民，教育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密县工农运动相结合的第一个行动，是北方地下党举办的郑州铁路工人夜校、长辛店工人夜校等成功经验在密县的发展。

1922 年，张舜卿就加入了共产党，是登封早期党员。张舜卿北大毕业后，被李大钊派回河南，工作地点是密县，明显就是为了协助张书印开展平民教育试点工作，尽快建立平民教育学校，同时，把李大钊对平民教育的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去落实。

平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中国方式

在 “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发轫的平民教育，有两个不同的源头。一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由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举办的平民的教育活动，它马上发展为工农革命运动的宣传和动员方式。另一个源头，是由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倡导发动的平民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对平民教育潮流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915 年，陈独秀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 “以人民为主人” 的 “民主国家” 的 “唯民主义” 教育方针。1919 年，平民教育出现高潮。2 月，李大钊发表文章，主张普遍建立劳工补习教育机关，给工人以教育。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纷纷走出学校，举办平民夜校、定期演讲、摆识字摊、问字处，开展不同形式的平民教育活动。张书印在密县开展的平民教育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是工农革命运动的宣传和动员方式。

张舜（顺）卿参加了进化村平民小学的筹建

那么，张舜卿在密县的工作有没有留下痕迹呢？

在进化村学校砖墙上镶有一块石碑，“张书印创建进化村小学原址” 碑，是 “郑州地区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立碑时间是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记载了张书印 1924 年创办进化村小学的原址。

密县党史办第一任主任钱得坡撰写的《创办密县进化村小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为促进平民教育，废除私塾铺，办学堂，引进启蒙教育，开展革命活动，1923-1924 年，创建密县进化村小学校，筹办密县进化村学校，筹委会主任张书印，副主任张之山，委员有张顺卿、张宪臣、杨元、李广元、杨方礼、杨春等九人。边筹办，边开学。先借用张九真庄前两条土洞，招收 50 人进行教课，晚上由教师义务教夜校识字班之临时学堂。”

这段话表明，密县实行平民教育的目的是开展革命活动，因此不能把平民教育本身当成一个单纯的教育活动来看待，其本身就是革命活动。进化村平民小学从 1923 年就开始筹办。就是说，张书印从山东济南回来，就马不停蹄地开展了筹建工作。

这里的筹建委员 “张顺卿” 与 “张舜卿” 是同一个人。“顺” 与 “舜” 同音，过去手写字，容易写别。可见张舜卿在进化村办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是助手参谋，又是教员。看来，许德润先生讲的北大教官在进化村担任教员是真实不虚的。这个教员就是张舜卿。

张舜卿向李大钊汇报工作

由于张舜卿是北大学生，是李大钊直接派过来的，张舜卿在密县期间直接见证了张书印领导的诸多工作：如成立密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全县大兴学校，开展平民教育；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动男人剪辫子，妇女放脚，扒神像，禁烟；成立工农运动指挥部，组织工会、农会、商会、妇女会、青年会，广泛发动各界人士；成立农民自卫军，打土豪，斗劣绅；废除旧衙门，开展乡村自治，建设廉洁政府，迎接北伐战争；1925 年 7 月，密县成立中共密县县委，有 15 个村支部，50 名党员。到 1930 年，全县小学发展到 320 处，平民夜校 700 多处，在校生 2 万多人，农会会员 5 万多人。密县地下党从平民教育入手，直接促成了密县的社会革命。

这些大量的工作，张舜卿既是参与者，推动者，领导者，又是见证人，所以在 1925-1926 年，他两次回北京大学向李大钊汇报工作，同时又听取李大钊的新指示，推进新的工作开展。由此可见，密县党的工作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李大钊指导豫西建党工作

由于李大钊先生对密县的工作了如指掌，对密县党的工作十分赞赏，十分信任。1925 年，李大钊在郑州召开会议，接见张书印，指示他负责豫西组织工作，尹光明负责宣传工作。

上文中披露张舜卿担任 “豫西（包括密县、登封、巩义、偃师、颍阳、嵩县、灵宝）建党联络人职务”，说明李大钊先生布署了在豫西广大地区建党的工作，而建党的支点是密县，张舜卿工作的主要基点也在密县，建党的领导人是密县的张书印。可见，密县进化村实实在在成了豫西革命的中心。

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进化村山头湾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碑记载：“密县早期党的革命活动，是在共产党员张书印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一九二四年创建平民夜校，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号召与组织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一九二五年三至十一月，李大钊、王若飞、邓恩铭、肖楚女等领导人先后到密县检查指导工作。……”

李大钊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密县党组织归中共北方区委领导。1925 年 10 月，中共豫陕区委成立之后，具体领导河南党的工作。李大钊先生等领导人来到密县，是代表中共北方区委、中共豫陕区委对密县党的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同时也是对密县党的工作的肯定和支持，是要进一步推动革命斗争深入发展。

李大钊在 1925 年 11 月在郑荥密考察撰写了《土地与农民》一书。1926 年年春，密县地下党员将该书和党的秘密文件散发到豫西 40 多个县，把李大钊先生对指导豫西建党的工作落到了实处，推动了豫西农民运动的开展。

樊百全掩护张舜卿

《樊百全自传》是樊百全一生政治活动的回忆，其中记录了大量在大革命时代的有关活动。1929 年到 1930 年，张书印、樊百全联合聘请许多著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密县开展革命活动。樊百全写的许多名单中，最后一个名单是张顺（舜）卿。

以前读到张舜卿，不知道张舜卿是谁，有多么重要。在《樊百全自传》当中，也没有记述过张舜卿的有关活动，也没有介绍他在密县的有关工作，只是一个名单。所以使我们错过了认识张舜卿的机会。

樊百全这个人人生比较复杂，但是在他所有的活动当中，即使是被国民党逮捕，关进了集中营，都没有暴露过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

而我们看樊百全的回忆录，其中对于张舜卿的党员身份，他应该是清楚的，否则为啥说是掩护呢。他说他掩护张舜卿，应是将他安排到密县中学教书，隐蔽身份，以待时机。

尚寅宾证明张舜卿在一中教书

张舜卿在密县工作多少年呢？在密县老革命尚寅宾同志的回忆录《岁月如歌》“茅草书屋到洋学堂” 记载：

在县中，我是认真学习的，对国文、英语特别喜欢。语文老师张舜琴北大毕业，有オ气，对现实表现消极。他对我的作文认真批改，经常鼓励。一次在我的作文上批道：“人无完人，文无完文：若有完文，当推此篇。” 当然，这是这位才子老师对我的激励，而我对此倒感到有点赧颜。不过，喜欢写文章倒是我的一大爱好，并且兴趣终生不减。

尚寅宾 1935 年毕业于密县中学，在洛阳师范学校入党。1938 年回密重建党组织。1939 年 8 月 “密县事变” 后奔赴延安。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陕西省公安厅厅长，西安市委书记等职。

在文中提到的毕业于北大的教师，就是张舜卿，可能是音误，被写成了张舜琴。此时尚寅宾在一中上三年级，也就是 1934 年。而 1934 年正是中国革命中最艰难的那一年，这一年中央根据地遭到国民党空前 “围剿”，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作为中学生的尚寅宾，还是少年的他，怎么能了解。

也就是说，张舜卿从 1924 年来密县，至少在密县工作了 10 年之久。在中国革命最曲折的年代，作为中学生，还是少年的尚寅宾看到了老师面容上的忧戚，但是他怎么能懂老师心中的那份煎熬、那份苦楚和坚韧呢。

《密县一中校志》（1987 年）在教师名录中，国文教师第一个名字就是张舜卿。原来他是李大钊先生在新密播下的一粒革命的种子。

1936 年 10 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成了革命圣地，无数革命者无不翘首期盼。张舜卿心怀着无限的向往，与河大教授一起奔赴延安，虽然因病没有到达，但是奔向党的事业的初心一直没有更改。但是查《张舜卿生平》中介绍的多位河大教授和社会活动家奔赴延安的记载，确实有的奔赴延安，但没有集中奔赴延安的记载，而且他们奔赴延安的时间不一致。这个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张舜卿立即奔赴延安的举动，说明他早就在等待这一天，他无愧于李大钊先生的教导，无愧于北京大学的荣誉，也无愧于一个地下党员的信仰。

张舜卿作为登封早期党员、北京大学毕业生，受李大钊领导，在密县工作 10 年之久，直接见证了密县地下党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是李大钊指导密县工农革命运动、指导河南革命运动的见证者。

资源来源

1. 《密县一中校志》（1987 年）。
2. 钱得坡《张书印传略》
3. 《尹光明回忆录》。
4. 密县党史征编委调查资料。
5. 登封市史志办《张舜卿生平》。
6. 尚寅宾著《岁月如歌》，未来出版社，2002 年版。

张怀州：新密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员，新密市关工委副主任

在《密县一中校志》早期领导名册中，有一人物叫胡殿生，在密县一中的任职是第一任教务主任。这个人物在 1936 年因叛变革命被中共豫东特委处决。

在《樊百全自传》中，讲到了他掩护的共产党员有很多，其中有胡殿生。胡殿生是张书印和他共同聘请到密县开展工作的。在一中校志中记录了胡殿生的革命事迹。胡殿生来县之前，在西华县与共产党员李子纯一起举办西华青年师范讲习所，任教务主任。我们从他在西华的事迹说起。

参与创办西华青年师范讲习所

讲胡殿生，离不开讲李子纯，须先讲李子纯。

李子纯是西华县早期党员，1927 年，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亲聆毛泽东、恽代英、方志敏授课，在讲习所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秋西华县委建立，李子纯是西华县委的核心领导。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加剧，1928 年，李子纯奉党的命令恢复西华青年师范讲习所（俗称西华青年师范），党组织指派胡殿生（胡电生）协同李子纯共同主持办学工作。

李子纯任国文主讲，胡殿生负责教务管理、招生与青年学员联络，对外以师范办学为公开身份掩护地下活动。

明面上讲授基础师范课程，应对国民党县教育科巡查；私下选用李子纯《皮袍日记》、左翼进步刊物作为内部教材，向青年学员宣讲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思想。

在讲习所青年学员中物色进步分子，单线发展共青团、地下党外围骨干，建立西华城内早期青年秘密联络小组。以师范为据点，接收、中转河南省委下发的反蒋、拒毒宣传传单，夜间组织学员分头在西华城乡散发，发动群众反抗当局苛政、鸦片摊派。

讲习所革命活动引起西华国民党当局警觉，多次到校突击检查、约谈教员。为避免组织暴露，党组织决定收缩据点，青年师范讲习所被迫停办。办学结束后，胡殿生先短暂隐蔽，后被组织调往密县，开展地下工作。

1928 年 5 月，受党的指示，李子纯打入周口市国民党党部，初任党务训练班主任，后任组织部长。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指导工人运动，把部分国民党基层组织变成地下党活动场所。

因活动引起左右派和特务怀疑，他们纠集军警、党徒数百人捣毁周口市党部，搜捕李子纯。

在这种情况下，李子纯受党的指派，转移到密县。

在密县各类史料记载：“张书印、樊百全联合邀请张之朴、谷效颜、李子纯、杨春芙…… 到密县的机关和学校任职”。实际上，这些重要人物的所有活动都是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与指示。

李子纯到密县后，被张书印任命为密县第二职业学校教导主任。

密县中学于 1931 年创立后，经樊百全举荐，胡殿生到密县中学任教务主任。

共产党员胡道孔在密县中学

中共早期的地下党员胡道孔，原名胡殿生，外号 “胡闹”。1931 年暑假，密县中学成立时，经樊百全的推荐到密县中学任教务主任，代国文课。胡道孔思想进步，致力于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他在密县中学利用语文课大讲革命故事，宣传共产主义，鼓励学生参加革命，不论讲什么课文，他总是巧妙地与现实结合起来去激励学生，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在他上课时，同学们听得入迷，教室里鸦雀无声，课下许多同学纷纷议论：“共产党好！”“革命好！”“参加共产党去！”

当时学校没有体育教师，早操由他负责带领。一天早上，早操铃响后学生全部到齐，唯独不见胡殿生到场，大家十分疑惑，他向来从不误事。校长李绪庆安排一名学生前往住处寻找，学生到后发现屋内连床单都不见了。众人正惊慌时，有学生告知学校已被警察包围。进步学生察觉当局来意不善，认定是来抓捕胡殿生，群情激愤，有人找来木棍、桌腿准备和警察对峙，还有人分头四处搜寻。后来众人发现城墙垛上遗留被褥，推断胡殿生已经脱险，悬着的心才放下。警察扑空，又惧怕学生聚众反抗，只能悻悻撤离。

事后得知，胡殿生是在樊百全掩护下，当日凌晨连夜离开密县。经他点燃的密县革命星火，此后迅速形成燎原之势。

胡殿生在课堂公开宣讲革命、开展地下活动，违背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很快遭到密县特务持续监视。学校当局早已掌握相关情况，但碍于樊百全身兼国民党密县党部执行委员、郑州市党部特派员，不敢擅自处置，只能将相关情报上报河南省党部。

省党部收到密报后下发抓捕密令，樊百全提前获取消息，紧急通知胡殿生连夜出逃避险，胡殿生被迫离开密县。

胡殿生离开密县后去往何处？

参加李子纯组织的军官教导团

1930 年 3 月，在密县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子纯（时任密县第二职业学校教导主任）受党组织派遣，以同乡身份打入国民党西北军吉鸿昌部 11 师，被吉鸿昌委任为政训处上校秘书。他主编部队小报《铁军》，协助吉鸿昌拟定《农民计划》，编写士兵读本《新三字经》，整顿军容军纪，提升部队思想与整体素质。

吉鸿昌与张书印交情深厚。此间，经李子纯多方联络，中共河南省委计划委派张书印前往吉鸿昌部担任政治部主任，任命通知下达前，张书印遭敌人暗杀，未能赴任。

中原大战时期，吉鸿昌所属部队隶属冯玉祥集团，战败后中原地区由蒋介石掌控，吉鸿昌部被蒋介石收编。同年 10 月，蒋介石为清除异己，调遣吉鸿昌部前往潢川围剿鄂豫皖红军。吉鸿昌暗中与红军联络的举动被特务密报蒋介石，蒋逼迫吉鸿昌出国考察，部队改编后移驻湖北黄陂，由彭振山接任军长。

1932 年春，吉鸿昌心怀抗日救国之志，提前归国。李子纯联络上海党组织，安排吉鸿昌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吉鸿昌联络旧部，筹备策动部队武装起义。李子纯遵照党组织指示，在部队内部成立军官教导团，选拔 200 余名出身贫苦、思想进步的青年军官集中集训，聘请中共党员胡道孔、陈化愚负责国文、政治课程教学，同时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

蒋介石利用封官许愿、重金收买分化部队官兵，起义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当年 9 月吉鸿昌仅率领两个团发动起义，最终抵达苏区的仅剩十几人，起义宣告失败。吉鸿昌进入苏区后，受红军领导人启发劝导，前往察哈尔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收复失地，同盟军后遭日军与国民党军队联合围剿而溃散，吉鸿昌最终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黄陂起义事发后，军长彭振山大肆开展 “清党” 抓捕行动。作为部队地下党负责人，李子纯第一时间通知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进步军官紧急转移，自己留下周旋掩护众人撤离。

1933 年 5 月，因叛徒杨富山出卖，李子纯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彼时他手握高级军官专属 “特别通行证”，本可独自脱身，却毫不犹豫将通行证交给陈化愚与胡道孔（胡殿生），帮助二人顺利脱险。胡殿生返回河南，陈化愚奔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李子纯独自留下应对敌人，不幸被俘。四天后，李子纯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壮烈牺牲。

胡殿生叛变革命被处决

胡殿生从黄陂脱险后短暂隐蔽，随后被组织分配至西华县三岗（陵头岗、都城岗、苗里岗）根据地工作，归属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领导。三岗是豫东核心抗日根据地，普理学校、千人规模抗日自卫武装均设立于此。依托早年师范办学、密县任教、西北军兵运的工作经历，胡殿生掌握豫东特委全部核心机密：全体党员名册、武装布防部署、沈东平活动路线、豫西豫东全部地下交通站信息。

黄陂起义失败、李子纯壮烈牺牲两件事，加剧了胡殿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自身革命理想彻底动摇。胡殿生平日常依靠任职国民党省党部的兄长胡玉生躲避风险，为保全性命，他主动通过兄长联络国民党特务机关，决心出卖党组织换取自身安全。

他向特务全盘供出三岗党组织架构、干部名单、武装防御方案，协助当局制定围剿根据地计划；提前泄露沈东平前往周口开展统战工作的出行路线，致使沈东平在西华城西被捕，依靠根据地内线侯香山重金打点营救才得以脱险；持续向特务输送地下党员、进步群众活动情报，引导特务潜入三岗散布谣言，离间党群关系；泄露黄陂军官教导团地下党员信息，以及豫中各地青年师范、中学地下联络点全部线索，造成多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

西华侦缉队中队长、地下党卧底侯香山长期跟踪调查胡殿生，截获其与省党部特务往来密信，并掌握相关接头人证，将全部叛变罪证上报沈东平。豫东特委召开会议研判认定，胡殿生的叛变行为足以造成根据地覆灭、大批党员群众牺牲，会议决议对其执行锄奸。

侯香山遵照特委秘密指令抓捕胡殿生，当场核对全部叛变口供属实后，依照革命锄奸纪律将其就地处决，消除重大组织安全隐患。

处决叛徒后，豫东特委全面调整地下交通线路、党员隐蔽据点，肃清组织内部意志动摇分子与潜伏特务，彻底粉碎国民党围剿三岗根据地的阴谋。

崇高的信仰是支撑革命者坚定立场的基石，是锤炼顽强意志的力量源泉，是克服个人私欲的根本依靠。没有坚定崇高的信仰，理想信念便会摇摆不定。革命者时刻直面生死考验，牺牲个人、守护同志、捍卫革命事业的抉择，是每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回答的考题，也是入党时面向党组织许下的庄严承诺。今日七一，我们向李子纯等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以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告慰所有英烈。

资料来源

1. 《密县一中校志》
2. 《樊百全自传》
3. 《密县党史资料》
4. 《密县文史资料》
5. 《李子纯烈士传》
6. 《西华县党史资料汇编》

在密县一中校史上隐蔽的共产党员有哪些呢？
王如冰、张舜卿、胡殿生、陈春藤、陈镜波、赵幼甫，以及前期参与筹备的刘芳辰（亭），密县一中校史上这些教师名单的后边都应加个括号，里面标上共产党员。但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白色恐怖中，这些名字如果标红就意味着逮捕，意味着杀头和死亡。所以保护这些共产党员，就保留了一粒革命的种子，就为革命保存了一份力量。

校志上这些名单中，只有陈春藤名字后面加了括号，备注了党员。人物志中，介绍了早期党员胡殿生的革命故事。校志中陈春藤和胡殿生的党员身份是明确的。

民国时期的密县中学，规模不大，起初每年秋季招收初级中学生一班，每班大约30人，学制三年。后逐年增加招生班次，每届只有数十人不等，全校也就是一两百名学生，全校人数最多为8班。密县中学设有初中和简易师范。1934年到1948年间，初中共毕业学生14届501人；简易师范毕业师范生11届310人。校志记录民国时期在校教师共100人。

现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这样的时代使命同时也烙印在青年一代的人生命运上。密县一中青年学生成长的道路上，或明或暗始终存在革命、苟全生存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选择。根据不完全统计，密县一中毕业生中先后有50余人投身革命工作。他们有的投笔从戎，南征北战，血洒疆场；有的潜伏隐蔽战线，孤身对敌，九死一生；有的奔赴革命根据地，钻研学识，建设国家。李宗华、刘万鹏、刘福、任新治、尚寅宾、王东旭、郭凤楼、马凤鸣、陈坤、蔡茂林、王炳耀、李培华……这一串串闪光的名字，闪耀着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光，书写下密县一中英雄学子的红色荣光。

国民党当局开办的学校，为何会走出大批共产党革命干部？

志同则道合，取义则共途。其一，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是进步青年的必然选择。青年正处在世界观成型阶段，哪里有救国救民的希望，他们便奔赴何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谋求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正义事业，必然会得到所有追求进步青年的拥护，这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密县一中建校前后，当地民众历经二十年代民族觉醒浪潮、大革命洗礼、北伐战火、国共分裂后的白色恐怖、中原大战的苦难。成长在密县工农革命热潮中的少年，亲眼见证张书印领导的群众斗争，长期接受革命思想熏陶，心底早已埋下向往革命的种子。即便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建立国民党反动统治，也磨灭不了百姓对革命胜利的期盼。

1922年入党的张书印，在密县坚持革命八年。牺牲前，他在密县第二职业学校发展李宗华、刘万鹏、刘福三名优秀学子入党。张书印牺牲后，这批学生转入师范班；密县一中成立，师范班并入校内。这些青年坚守信仰，用一生践行共产主义理想。

青年成长需要引路人，革命事业也需要源源不断的青年力量。密县一中能走出大批革命青年，核心原因就是校内长期有地下党员教师秘密活动，在黑暗中向学生播撒进步思想。

本文主要讲述地下党员王如冰的革命事迹。

《密县一中校志》（初稿）教师名录中记载有国文教师王如冰，少有人知晓他是一名坚定的地下共产党员。他长期追随张书印，是张书印最信任的革命战友与得力助手，也是密县早期工农运动核心人物，在密县坚持革命长达十五年。

王如冰“二七”大罢工后来到密县

1923年2月7日，郑州爆发“二七”大罢工。这场工人运动由中共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组织发起。受党组织指派，张书印提前返回密县发动群众，带领二十余名密北青年前往郑州参与游行，编入第一路游行队伍，成员包含尹光明、申同兴、闫凤万、申大梁、郑义山等人。在二七罢工斗争中，张书印结识地下党员王如冰，二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结为战友。

王如冰籍贯、生卒年份均无明确记载。据密县党史征编委调查资料，其毕业于信阳师范，为地下党员，受党组织派遣沿京汉铁路前往郑州开展工人工作。吴佩孚残酷镇压罢工，运动遭遇重创：52人牺牲，300余人重伤，100余人轻伤，60余人被捕，上千工人被迫流亡外地。罢工受挫后，受张书印邀请，王如冰一同前往密县，协同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他也是第一位受张书印邀约到密县开展革命的外地共产党员。

在张书印领导的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各项斗争中，王如冰始终冲锋在前，是极具魄力的革命闯将，深得张书印信赖。

1928年国民党发动清党，密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张书印创办密县第二职业学校并兼任校长，任命王如冰为副校长，后王如冰接任校长，同时兼任国文教员。这所学校实为中共密县特支秘密机关。

参与领导禁烟斗争

1929年夏季，张书印在密县全域发起禁烟运动，收缴烟膏、禁止种植鸦片，对普通百姓以教育劝导为主，重点打击依仗权势吸食鸦片的乡绅豪强。部分有钱有势之人肆意吸食鸦片，阻碍禁烟推进。县长沈述仁的岳父杨华轩仗着官府亲属身份公然对抗禁烟，甚至在县衙大堂当众吸食鸦片、散播歪理。

得知此事后，张书印、樊百全联合王如冰等地下党员召开群众禁烟大会，公开与劣绅斗争。王如冰、宋子玉带领第二职业学校学生与农会会员共两三百人，将搜缴的烟具挂在杨华轩脖颈，敲锣打鼓押解他前往县西牛店、县东大隗等四处乡镇游街示众。

为报复群众，县长沈述仁暗中指使东南区区长靳子树下毒手。游行队伍回城途经城东岗时，靳子树连开两枪，樊百全中弹坠马，左腿落下终身残疾，随后被关押至县衙后院。张书印带领学生冲入县衙，将樊百全营救出来。沈述仁恼羞成怒，愤怒群众将其捆绑在县衙大堂立柱上公开批斗，揭发其纵容鸦片、残害群众的恶行，痛打后将其赶出密县。自此，全县禁烟工作顺利推进。

参与筹备武装起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立土地革命总方针，确定以武装革命反抗武装反革命。此后各地相继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等武装斗争，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春季，张书印在天仙庙创办密县第二职业学校，自任校长，地下党员王如冰任副校长，李子纯任教导主任。学校以师生为骨干力量，持续领导群众反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校内同时设立中共密县特支。

同年夏季，张书印在岳村中王庙后沟召开地下党员会议，向同志们介绍井冈山革命斗争：毛泽东带领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根据地，号召密县党员向井冈山学习，坚定革命信念。

贪官县长关鸿庭勾结地方劣绅，罗织罪名诬陷张书印，将其判处十六年徒刑，押往开封监狱。张之朴、王如冰、樊百全等多方奔走营救，最终经西北军名将吉鸿昌师长出面交涉，张书印得以释放，恢复原有职务。

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中原大战爆发。战区尸横遍野，百姓四散逃亡。当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央提出“中原兵变”计划，计划组建红十五军。张书印全力参与筹划，日夜推进各项起义筹备工作。

6月，张书印在岳村尹家台小学召开密县地下党骨干会议，五十余名骨干参会，王如冰为本次会议核心组织者。会上张书印梳理近代中国历史，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向参会人员阐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同时传达上级党组织指示，扩充农民自卫军，筹备武装起义，计划开辟密、禹、登三县革命根据地。

后中原兵变计划失败，武装起义未能发起。张书印地下党员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第十五军刘茂恩部杀害于密县老城。密县第二职业学校遭到查封，1930年末至1931年间，密县有三百余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

组织“反帝大同盟”

张书印牺牲、第二职业学校查封后，中共密县特支停止活动。王如冰依靠国民党左派樊百全的掩护，进入密县一中担任国文教师。即便革命陷入低潮、本地党组织瘫痪，王如冰从未忘记党员身份，一边秘密保存革命力量，一边利用公开合法身份开展爱国宣传，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出兵侵占东北全境，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国土彻底沦陷，全国掀起抗日反蒋浪潮。受中共抗日主张感召，密县各界群众自发开展各类抗日宣传。地下党员王如冰联络陈坤、王宏光、牛国振、孙栓柱等进步青年，成立“反帝大同盟”。团队常年深入村镇集会宣讲，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充分调动全县百姓抗日热情。

1932年初，反帝大同盟组织县立一小、县立初级中学、原职业学校数百名师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民奋起抗日，绝不做亡国奴”“抵制日货”等口号，抗日游行震动整个密县县城。百姓纷纷主动选购国货，抗议日本侵略行径。

舌战美国传教士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全国民众爱国情绪高涨。县城东街福音堂的美国传教士借机开展文化侵略，以宗教为精神鸦片毒害国人。传教士在东街搭建露天讲台招揽民众布道，时常聚集百人听讲，还鼓动在校学生前往，引起王如冰高度警惕。他认为这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反击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契机，随即与英语教师安丹鹤（安子万，1936年任密县一中校长）商议筹备对策。

1932年夏季一晚，王如冰、安丹鹤带领一中与原二职校百余名学生前往福音堂，与美国传教士当面辩论。

美方发言人为驻密福音堂女传教士蓝斯基，安丹鹤担任现场翻译。蓝斯基声称传教纯粹、不干涉政治，宣扬教会慈爱、反对抗争。王如冰带领师生逐条驳斥其谎言，以大量史实揭露教会文化侵略的本质，大涨国人志气。辩论半小时后，美国传教士理屈词穷、无言辩驳，承认辩论落败。师生高喊“美国佬滚出去”，在两位老师带领下齐唱《打倒列强》离开福音堂。此后美国传教士不敢再公开聚众传教。

放蜂掩护党机密

国民党白色恐怖愈发残酷，部分党员叛变、部分人因艰难处境脱离组织，坚守白区斗争的地下党员时刻面临生命危险。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日军侵略步步紧逼，民族危机空前深重。1934年，王如冰在群众集会上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遭到当局盯上，准备以“共党嫌疑”将其抓捕。樊百全提前通风报信，王如冰即刻撤离县城。

离开县城的王如冰并未离开密县，根据老革命、1938年中共密县县委书记王东旭回忆，他转移至县东曲梁，以养蜂放蜂作为掩护，妥善保管党组织核心机密。

如今已无法考证王如冰在曲梁的具体落脚地点。养蜂人逐花期迁徙，居无定所，他应当是随蜂群搭建简易草棚临时栖身。在偏僻孤寂的草棚中，他守着一箱箱蜜蜂，守护着党的秘密，静静等待组织重建的消息。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季，尚寅宾、张世民受党组织指派从洛阳返回密县重建党组织；曾在密县第二职业学校入党的刘万鹏，也奉命从郑州扶轮中学回乡。经过多方寻访，刘万鹏终于在破败草棚中寻到王如冰。

刘万鹏紧紧握住王如冰的手，压低声音激动喊道：“王校长，我终于找到你了。”两代地下党员紧紧相拥。

1938年12月，中共密县地委成立，席国光担任地委书记。地委对大革命时期失散的本地地下党员逐一审查，共计四十余人重新恢复党组织关系，回归党的队伍。这四十余名党员，正是王如冰多年孤身坚守、妥善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

1938年下半年，王如冰离开密县，此后去向再无记载。

想来他心中定然无愧，没有辜负张书印生前托付，没有辜负党组织交付的重任。

1923年至1938年，整整十五年光阴。这位青年在风云激荡的密县度过自己的青春岁月，立足三尺讲台点燃学子爱国火种，在漫长孤寂的潜伏中守护党的火种、等待组织重逢。无数个孤守长夜，无数次焦灼等候，他心底信仰之火从未熄灭，这团不灭圣火，便是至死不渝的共产主义理想。

向革命先驱王如冰致敬！

资料来源

1. 《密县一中校志》《新密一高志》
2. 《密县文史资料》
3. 《密县党史资料》
4. 密县党史征编委调查资料
5. 《密县党史通讯》
6. 《共产党员张书印》

张怀州：新密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常务理事，新密市红色文化资源普查专班负责人，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员

密县一中（今名新密市第一高中）有地下党员吗？在庆祝建党 105 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必欲解之而后安，以告慰先烈在天之灵。

密县一中不但有地下党员，而且地位十分重要，人生十分传奇。今天我们走进密县一中的早期历史，缅怀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寻觅在密县一中隐蔽工作的地下党员，追访这所百年名校的红色初心。

无论你翻开《密县一中校志》（1987 年）《新密市一高校志》（2021 年），走进一中校史馆，或者翻开《新密市教育志》，在大事记中都有这样一段话：

1929 年，由国民党密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书印（中共地下党员），密县县长何祖五、教育局长钱际荣及李明善、李绪庆、闫凤梧、白松年、侯安亭、刘芳辰等筹备密县中学，商定校址在密县老城西北仓房和百子殿。

1930 年，张书印被害，余者继续筹建密县中学。

1931 年 8 月，密县中学正式成立。

也就是说，密县一中（时为密县中学）的创办是在中共地下党员张书印的主导下筹办起来的。张书印在 1930 年 10 月 2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筹备工作备受影响，直至 1931 年才宣告成立。”

创办密县一中，只是中共地下党员张书印短暂一生所完成的一件革命工作，是张书印在密县教育上留下的政治遗产。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张书印在国共合作时期领导了密县和豫西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打倒军阀、开展工农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100 年前的张书印。以下整理的是密县党史征编委按当时省人物志要求，于 1985 年 5 月 1 日向上级呈报的《气壮山河 —— 张书印烈士略》。

气壮山河 —— 张书印烈士传略

张书印（1902-1930），字信符，密县大隗乡山头湾村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区委李大钊和豫陕区委王若飞的领导下，领导密县农工运动。他历任中国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执行委员，密县农、工、商联合会的负责人。在党内历任中共密县县委书记、豫西地委书记、省委委员、中共密县特支的领导工作。在国共合作时期，建立中国国民党密县县党部，曾任主任委员，执行委员，密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主任委员等职。1930 年 5 月受党的指示，组织中原兵变未遂。同年 10 月 2 日（农历八月十日），被国民党十五军长刘茂恩（当时驻扎密县老城东北书院）杀害，将尸体投入密县老城东街东阁门里北头路东井内，终年二十八岁。

立志救国

张书印只度过二十八个春秋，但他却永远活在密县人民心中。1902 年 10 月 1 日，他诞生在一个贫农农民的家庭里，依靠祖父给地主种地，父亲推卖煤炭为生，他少年时代就饱尝人间辛苦，祖父曾勉励他说，“书印，好好念书，长大后好支撑门户。” 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他在私塾时喜读《资治通鉴》，爱诵岳飞的《满江红》，常给家人和同学讲述《三国演义》和《水浒》故事。当他听到村上秀才论述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承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极为愤恨，认为学好本领不单纯是为了支撑门户，更重要的是为了报效祖国。

一九一六年他考入密县高等小学堂，他除学好国语、算术、修身等课程外特别喜爱阅读报纸杂志，关心国家大事，把读过的好资料剪辑成册。

一九一九年暑假，正当 “五四” 爱国热潮席卷全国的时候，他考入开封甲种商业学校。此时由于接触了思想进步的师生和同学，扩大了他的眼界，从而使他的思想上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先生的著作，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一九二 0 年冬，学校再次掀起抵制日货、反对日本侵略吉林珲春和声讨河南督军赵倜盗卖郑州商埠的罪行，赵倜再次下戒严令逮捕学生，命令学校提前放假，逼迫学生离校。当时张书印在开封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参加抵制日货宣讲团，活动于省内外。

拿起镰刀斧头

一九二一年春，他深入赵倜之弟赵三麻子在密县张庄开办的煤矿，调查其霸占民众财产和欺压工人的罪行。为此被赵三麻子送密县县看守所，拘押半个月后，由学校营救出狱。

一九二二年冬，他在济南结识邓恩铭同志，他们在一起畅谈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并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书印同志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列。一九二三年二月受党的派遣，组织密县农民群众到郑州支援 “二七” 大罢工。一九二三年暑假回家乡发展张恒顺、张宪臣为中共党员，建立第一个党小组。并聘请张芝山、杨绍曾、张金保等人创办平民教育，在群众中开展反帝反封建教育，创建 “进化村” 小学，并指派樊百全在关口、张小寨附近二十里范围内创办平民教育，开展妇女放脚、男子剪辫子、扒神像禁鸦片、禁赌、清理寺院和庙宇地产等反封建活动，利用寺院庙宇作为校址。以寺庙地产收入作为办学经费，规定穷人孩子一律免费入学，成年人白天生产，晚上参加夜校学习，同时还建立农民协会，筹建农民自卫组织，仅山头湾就有七十余人参加，每天下午推车卖煤回来后，即进行军事操练，队员们头戴灰色八角帽，臂戴 “誓不与缠脚女子结婚” 的红袖箍，逢集会，就向群众讲演宣传，并建立信用社，实行经济互助。张书印对群众讲：“山头湾就像帝、官、封三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辈辈受苦，为了建设新农村，我们决定把山头湾改名为进化村。” 这一革命创举，不仅影响到密县大部地区，而且在新郑、禹县一些村庄的群众都称赞进化村是革命村，“进化村” 的群众是 “革命党”。张书印同志是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家”。为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兴建平民教育，密县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书印同志的足迹。至今郭庄乡（位于荥密交界的深山中）、牛店乡、打虎亭、岳村乡芦沟村的一些老年人还能够生动地叙述他在当时发动群众、召开党的会议和发展党员的动人情景，他们还能清楚回忆当年张书印唱的 “拿起镰刀，举起斧头，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幼，中国人民都要起来，中国人民都要复仇。守着自己的乡土，不做亡国奴！” 的歌曲。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

一九二五年，书印同志先后参加李大钊在郑州铁路礼堂召开的会议，会后李大钊同志接见张书印同志，并指示他负责豫西党组织工作。在郑州三多里听取王若飞同志传达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会后陪同王若飞同志莅密视察。在 “五卅” 运动期间，张书印和侯清华、樊百全等进步人士，在县里奔走呼号，组织群众参加示威游行，高唱 “永远不忘五卅，外国人开炮打，打死我同胞，如今怨恨泉下。热泪抛、抛、抛、抛！心头火，烧、烧、烧！有仇必报，报、报、报！” 歌曲，沿街清查日货。同年七月，成立中共密县县委，书印同志任书记。一九二六年春曾在开封职业学校参加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豫西地委，指定书印同志任书记，并当选为省委委员。

创建国民党密县县党部

书印同志回密后，组织密县青年学社（反帝反封建的青年革命团体）与在汴留省学生会出版《密县青年》刊物。他对县里一切封建腐化的恶劣势力作坚决的斗争，革命旗帜鲜明，阵地也大为巩固，同志们相激相励，革命烈火烧遍全县。首先清算王洪瓒（当时任密县二十保团总）霸占南泉寺附近庙产，把这笔资产作为办 “平民教育” 的经费。

为了组织群众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于一九二六年夏建立中国国民党密县党部，书印同志任主任委员，并张贴对联：“愿革命，愿牺牲，革命党人请进来，想升官、想发财，投机分子滚出去。” 横额为 “天下为公”，以示和反动势力分庭抗礼。

书印同志的革命举动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一九二七年冬，他父亲被土匪绑走后，用石头砸死来威吓书印同志。书印同志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深入同敌人作顽强的斗争。

穷老实头会发动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密县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群众斗争情绪也异常高涨，不断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减免苛捐杂税、吃大户、分土地等斗争口号。哪村有了不法地主，就立即绑送县城游街示众。

他还亲手起草《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在条例的第一条入会条件中明确指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农民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中为体力劳动者方可入会。在第三条指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入会：（一）以重利盘剥农民之土豪劣绅；（二）作帝国主义者之买办；（三）吸食鸦片及好赌博者。标明了农民协会的性质，人们称这时期的农会为 “穷老实头会”。这个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共产党员起带头作用的 “农协” 广泛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向着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响应北伐陷囹圄

一九二七年他同张之朴、郭安宇、郭靖宇、周同海、周幼宋、王子明、袁强斋（袁毅）等在豫西联络庙道会、红枪会响应北伐军，讨伐曹吴军阀，麦前引导冯玉祥西北军东进。革命触及了反动势力，反动势力立即向先进的革命势力扑来。一九二八年春，县长关鸿庭、徐德铨联合大劣绅王洪瓒将张书印镣解开封，后经我党多方营救，到年底才走出监狱。书印同志出狱后，又立即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

一九二九年正月，他和樊百全聘请张之朴、谷效颜、李子纯、杨春芙、刘芳亭、楚润之、胡殿生、李干僧、郑粹明、陈春藤、赵幼甫、王如冰等著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我县第二职业学校任教，继续同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时县长沈述仁的岳父吸食鸦片，被农会押着他到牛店、大隗等集镇游街示众，并将欺压群众的沈述仁在县衙大堂柱子上惩戒后，将其赶出密县。为此，反动势力再次把张书印同志押送开封，直到年底才经同志营救出狱。

壮烈牺牲

书印同志释放后对家里人讲：“土豪劣绅告我是共产党员，组织农会，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把我押了一年，但不要怕，我们要学习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 他带着坐监的伤痕又不屈不挠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

一九三 0 年六月，他按照省委指示，组织宣传群众，在密县尹家台学校召开党的组织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省委指示，分析了在军阀混战中密县的形势，号召党员学习井冈山的经验，开辟密、禹、登革命根据地。会后书印同志积极筹划，日夜忙于兵变的组织工作，他对跟随他的共产党员王应先说：“给你五元钱，回家看看你母亲，安排一下生活，回来后咱们拉出去。” 是年八月十一日（公历 10 月 2 日），书印同志从家里到超化东庄师范学校等地活动后，当天晚上回城。时值刘茂恩（原镇嵩军，在二次冯蒋之战后期投蒋，从老河口来剿冯玉祥后路）的十五军驻扎在密县城东北书院，以邀请赴宴议事为名将书印同志暗杀，反动势力的气焰十分嚣张。

书印同志遇害后，党的活动中心第二职业学校被立即查封，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密县。到一九三一年死于敌人屠刀下的共产党员约有三四百人，原有四五百名党员只剩下八十余人，千余名革命群众只剩下二十余人。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书印同志为革命事业不畏险阻，奋斗终身，他为人民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为革命不辞劳苦、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百折不挠、开拓前进的革命业绩将载入史册，并永远激励着下一代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以上内容为密县党史征编委向上级呈文）

张书印同志筹建密县一中背景

张书印创办平民教育自 1924 年就开始了。1923 年年底，中共济南地委派他回乡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24 年春，他在开封参加了冯品毅举行的会议。3 月，他在县城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成立密县平民教育促进会，自任主任委员。并亲自创办了进化村平民小学。冬，省教育厅在进化村召开了平民教育现场会，全县各保派代表参会，推广平民教育的经验。12 月，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张书印被任命为密县第一任教育局长。从此，平民教育大踏步前进。

张书印说，干革命得有长远打算，在打破旧社会的同时，必须建设新世界。只破坏不建设，不是革命的目的。要立新就得有立新的人才。开展革命事业，必须大办教育，广开学校，大量培养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有了人才，开拓一切事业，就有依靠了。

办学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张书印把破与立结合起来，把反封建、破除迷信与兴教育、学新文化结合起来。在全县捣毁神像、清理庙产，保护庙宇，肃清霸占恶习，把庙产收归教育款产。

开创密县教育

当时，全县只有一所高等小学。张书印把县城高等小学堂改为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初为闫凤舞，后为郭景孚）。在大隗镇卓君庙址兴办了县立第二小学（校长于茂亭）。在牛店娘娘庙创办了县立第三小学，白松年任校长。把云岩宫职业学校（蚕桑园艺）改为县立第一职业学校（校长牛良甫）。县级师范设在超化，张书印把单级师范扩充为两级，扩大招生。在超化寺下寺金钟寺创办县立第四完全小学（校长胡绍文）。在曲梁创办第五完全小学（校长牛星林）。在米村范村创办第六完全小学（校长常建邦）。在岳村中王庙设立县立第七完全小学（校长刘润甫）。在双楼建第八完全小学（校长李国增）。1928 年，在天仙庙创办了第二职业学校，后移文庙（黉学），自任校长，后由王如冰（地下党员）任校长。在黉学后边成立国民女校，校长李性甫（字明善）。张书印令全县各校招收女子入学，从此打破封建枷锁，女子得到解放，全县学校东西南北中，星罗棋布。并在区下设国民小学，使全县人民子弟都能就近入学。学校遍地开花，人才辈出，全县教育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密县文史资料》）

学生就是 “革命军”

1926 年，由于教育事业发展，需要专人负责，张书印把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在淮阳师范学校任教的钱际荣（钱雨村）请回密县任教育局长，从事办学兴校具体事宜，自己专心从事革命事业，把握发展大局。

档案记载，到 1930 年，全县小学发展到 320 所，在校生 8000 多人。同时，张书印发展农民夜校 760 所。还创办 2 所农众学院，讲演所 2 所，公众运动场 1 处。

张书印不但把办学作为一项革命事业来推进，而且把学生作为生动活泼的特殊 “革命军”，每逢集市庙会，学校学生打着小红旗，上街、上会，演讲、演剧、高唱革命歌曲，镰刀斧头歌、永远不忘五卅歌、破除迷信歌、识字歌、放脚歌、农会四季歌、农民自卫军军歌等，一首首反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主张、激荡着时代精神的歌谣在全县流传，传播了革命精神，教育了广大群众，极大地推进了密县全县的革命事业。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的优秀学生在张书印的悉心培养和教育下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当时，全县只有一所高等小学。张书印把县城高等小学堂改为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初为闫凤舞，后为郭景孚）。在大隗镇卓君庙址兴办了县立第二小学（校长于茂亭）。在牛店娘娘庙创办了县立第三小学，白松年任校长。把云岩宫职业学校（蚕桑、园艺）改为县立第一职业学校（校长牛良甫）。县级师范在超化，张书印把单级师范扩充为两级，扩大招生。在超化寺下寺金钟寺创办县立第四完全小学（校长胡绍文）。在曲梁创办第五完全小学（校长牛星林）。在米村范村创办第六完全小学（校长常建邦）。在岳村中王庙设立县立第七完全小学（校长刘润甫）。在双楼建第八完全小学（校长李国增）。1928 年，在天仙庙创办了第二职业学校（实际是中共密县特支的秘密机构），后移文庙（黉学），自任校长，后由王如冰（地下党员）任校长。在黉学后边成立国民女校，校长李性甫（字明善）。张书印令全县各校招收女子入学，从此打破封建枷锁，女子得到解放，全县学校东西南北中，星罗棋布。并在区下设国民小学，使全县人民子弟都能就近入学。学校遍地开花，人才辈出，全县教育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

从 1924 年开始大力兴校，到二十年代年末，小学毕业的学生已到了升入中学的年龄，所以创办中学成为广大民众的内在要求，势在必行。

所以在 1929 年，张书印就开始筹办了密县一中。

同时，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河南军阀冯玉祥 “清党”，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共产党员血流成河，无数共产党员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大批共产党员遭到敌人通缉、搜捕，生命危在旦夕。张书印在密县虽然时势艰窘，但密县的革命群众尚有较大基础，这也是继续革命的根基。1929 年春，河南省在大革命时代成立的国民党部普遍被改组。国民党密县党部改组中，张书印受到排挤，仅保留了一个执行委员的职务，张书印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樊百全（时任党部执行委员）邀请大批著名共产党员到密县政府和学校任职，对这些党员起到了掩护作用。其中有部分身份重要的党员在张书印牺牲后，隐蔽在密县中学工作。

哪些共产党员隐蔽在密县一中秘密工作，他们有哪些故事？且听下回讲述。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系辞下》）上古书契是什么模样？具茨山岩文是不是从结绳记事到书契记事的跃进阶梯？我们在此作一探讨。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是人类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汉字的起源，历来是考古学界与文化界探究的核心命题，古籍中关于结绳记事、仓颉造字的记载，为我们追溯汉字源头提供了珍贵的文献线索。而具茨山岩文的发现，以鲜活的实物证据，形象地展示了从结绳记事到岩文记事的革新和跃进过程，极其罕见地填补了汉字起源研究中实物遗存的空白，展现了从结绳记事到文字记事的过渡印迹，为探索中国古代文字起源之地增添了新地标，为解开汉字起源之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支撑。

1、《周易》：从上古结绳到伏羲创制符号

《周易・系辞下》有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这短短十二字，粗略地勾勒出中国远古时期记事方式的重大变革。上古时期推动记事方式向符号、文字雏形演进的关键人物，便是伏羲氏。《周易・系辞下》亦记载：“古者包牺氏（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氏通过观察天地万物、自然之象，创造八卦，开启了符号表意的先河，为华夏先民记忆的符号化、抽象化开辟了路径，为后续文字雏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史载，伏羲氏还命朱襄氏（一说为炎帝之一）整理象形符号，发明文字雏形，以此代替繁琐且有局限的结绳记事，进一步推动了记事方式的革新。

（1）结绳记事：上古先民原始记录体系

上古之时，没有文字，先民们最初依靠结绳记录事件、传递信息、规范秩序，这便是 “结绳而治” 的时代。结绳记事的前提条件是纺织的诞生，大约 2 万年前，中原先民就可以使用骨针缝纫。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现的石纺轮、陶纺轮，证明了中原先民在 8000 年前就具备了捻线、编织的能力。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 5500 年前的丝织物，为黄帝时代嫘祖发明丝织技术找到了实物证据。

会纺绳，能捻绳，会结网，绳子就成记事载体。绳子如何记事呢？东汉学者郑玄在注解《周易》时，进一步细化了结绳记事的具体方法：“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这个注解记述了结绳记事的核心密码 —— 以绳结的大小、多少区分事件的轻重缓急与数量多寡，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结的数量与事物的数量相对应，先民们通过这种简单的符号体系，约定成文，共识共通，实现了对生产生活、部落事务的初步记录与管理。

（2）结绳记事的先天局限

结绳记事是人类原始记事方式的重要形态，它摆脱了口耳相传的局限，成为符号和文字出现之前最具普遍性的记事手段。但结绳记事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绳结的含义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地域性，不同部落、不同个体对绳结的解读难免存在差异，且绳结易腐易损，难以长期保存，无法承载更为复杂的信息，也无法实现跨时空的信息传递。更为关键的是，绳结本身形态单一，时间久远后极易磨损、混淆，难以准确辨识原本记录的事务。

（3）载体革新：岩文记事 —— 从绳结符号向石刻字符转变

从结绳记事到岩文记事，后先相继，是一场深刻的传承与发展 —— 具茨山先民在石头上刻下的窑窝，其形态与绳结的形象基本类同，本质上就是将绳结的符号形态，转移到了更稳定的岩石载体上。相较于结绳记事，岩文的优势尤为突出：岩石质地坚硬，能够长期保存，即便跨越千年仍能清晰留存；刻窑形成的字符形态固定，有效避免了绳结易混淆、难辨识的弊端，让记事信息更精准、更易传递；单窑可以在平面上随意摆列，摆脱了绳子线性特征，使表意符号的表达达到了二维形态。

随着先民生产生活的日益丰富，部落规模不断扩大，祭祀、狩猎、农耕、历法等事务愈发繁杂，结绳记事已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寻找一种更稳定、更精准、更具通用性的记事方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岩文记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过渡形态，也是汉字起源的重要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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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理与传说：具茨山承载汉字起源的上古记忆

具茨山，位于新密 — 黄帝故都轩辕丘 — 正南，新郑 — 黄帝故里 — 西北，属中岳嵩山东南余脉，是上古时期黄帝活动的核心区域，而其所在的新密市，是中国羲皇文化之乡，境内分布着 30 多处羲皇文化的遗迹，与伏羲氏的活动轨迹一脉相连，为文字符号起源的追溯提供了连绵不绝的文化土壤。

古籍中多有黄帝登具茨山的记载，山上留存着轩辕庙、嫘祖宫等众多与黄帝相关的遗迹，更流传着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据记载，“黄帝令苍颉造字，天雨粟，鬼神哭”，这一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展露了文字创造的划时代意义，也将汉字的起源与黄帝时期、与具茨山地域紧密相连。具茨山北麓新郑市凤台寺，相传为仓颉造字之地；新密黄帝宫以北不远处的西马庄仓王，传说为仓颉当年潜心造字、整理符号的工作之处，新密夷山传说为仓颉墓之所在。这些传说与地名是先民对文字起源的集体记忆，丰富的羲皇文化遗迹、黄帝遗迹、岐黄遗迹等，共同构成具茨山作为汉字起源之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印证了古圣整理象形符号、开启文字雏形的历史脉络。

3、实物实证：具茨山岩文的字符特征与表意体系

传说为口信，岩文为实物，把悠久传说与历史真实相关联。在具茨山的山脊、山腰裸露的砂质岩石上，发现了数量众多、形态多样的岩文，初步估计不少于 3000 幅，其中包含 120 个具有初步文字形态的字符，如人、幺、炅、日、王、凶、㠯、土、田、车等，这些字符与上古先民的占卜、祭祀、历法、狩猎、农耕等生产生活活动相关，符合郑玄注解中 “结绳记事” 所承载的事务类型，说明岩文记事是对结绳记事的继承与发展。“后世圣人易以书契”，“契” 即刻划符号，具茨山岩文应是《周易》所谓的 “书契” 之一。

具茨山岩文的字符形态，明显包含着从符号到文字的过渡痕迹，它既保留了结绳记事的简洁性，又具备了文字的基本特征：抽象性、符号化、定型化。岩文符号以圆形石窑点位多少表达数字，其排列组合及其与横线斜线的不同组合可以构成更多的变化，圆点与后来横线、竖线、斜线本身就构成了汉字笔画元素（点、横、竖、撇、捺、折），从而表达更多的文化内涵 —— 先民们通过调整圆形石窑的数量、间距，搭配横线、斜线的交错排布，打破了结绳记事单一形态的局限，能够更细致地记录不同场景、不同含义的事务。结绳记事以 “结” 为符号，仅能区分事件大小与数量，而具茨山岩文的字符，已具备了一定的表意功能。这些字符简洁质朴，线条流畅，多为单体符号，处于零星状态，尚未形成复杂的组合形体，恰是文字起源初期的典型特征。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所说 “具茨山岩画所体现的符号性思维，可能给文字起源的探讨投下新的光明”。

4、“结”“契” 并用：岩文是连接结绳记事与早期汉字的中间桥梁

从结绳记事到岩文记事，是记事方式的质的飞跃，也是汉字起源的关键过渡。结绳记事是 “无文字” 的符号记录，而具茨山岩文则是 “准文字” 的雏形，它将结绳所代表的 “事” 转化为具象的字符，使信息记录更精准、更稳定，也更具通用性，而内涵准确、形态稳定、意义通用是文字产生的准则。

古籍记载，汉字创造之后，仅在贵族、巫师等社会上层少数人中间使用，广大老百姓因没有学习机会，很多人依然是 “文盲”，他们仍沿用传统的记事方式，这种方式广泛使用、长期延续。具茨山岩文是先民大众的群众性创作，把这一历史事实摆在眼前 —— 它既是先民脱离结绳记事、走向文字记事的尝试，也是普通百姓长期使用的记事工具，填补了汉字普及之前民间记事方式的空白，成为连接结绳记事与成熟汉字的重要桥梁。

具茨山岩文作为汉字起源研究的实物证据，构建了 “结绳记事 — 伏羲象形符号 — 岩文记事 — 早期汉字” 既相交织又相演变的线索。《周易》记载的 “结绳而治”，揭示了符号（书契）出现之前的记事形态；伏羲氏 “一画开天”，发明象形符号，文字雏形出现，迈出了摆脱结绳记事的关键一步；具茨山岩文，以实物形式，刻窑如 “结”，刻线成 “契”，“结”“契” 并用，演变出岩文的 “字符”，最终走向仓颉造字阶段。

5、中原符号考古：多遗址符号印证汉字演进脉络

长期以来，汉字起源研究多依赖古籍记载，实物证据的匮乏，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困难。具茨山岩文为填补这项空白递补了研究资源。这些具有文字形态和意义的岩文早于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原地区最早的、成系统的准文字符号，为汉字起源的多元性提供了重要佐证。国际岩画委员会前主席阿纳蒂曾评价，“具茨山岩画具有较高的语言学意义，其符号传递的信息，为探究远古人类的记事方式与文字起源提供了宝贵线索。”

事实上，古人造字绝非仓颉 “一蹴而就” 的神话，而是一个跨越数千年、逐步演进的长期过程，这一点在贾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如瓦店遗址、古城寨城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等重要考古遗址出土器物的刻划符号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些遗址与具茨山同属中原文明核心区域，其出土的符号与具茨山岩文，一起勾勒出汉字从原始符号到早期文字的漫长演进轨迹。

（1）贾湖刻符：汉字符号最早萌芽

贾湖遗址是距今约 7000-8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大量刻有符号的龟甲、骨器和陶器，这些符号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遗址中发现的 20 余种刻符，多为简单的线条组合，未形成完整的表意体系，却已摆脱了结绳记事的模糊性，实现了从 “结” 到 “符” 的初步跨越，成为汉字起源的最早萌芽。

（2）具茨山文化圈龙山聚落陶符：一脉相承的符号文脉

距今四千余年的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核心都邑遗址，与周边王城岗遗址、古城寨城址共同构成具茨山一带规模宏大的龙山文化城址群落，三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与具茨山岩文遗存上下呼应，形成一脉相承的上古符号文脉。

瓦店遗址出土陶器、玉器之上的刻画符号，在贾湖刻符基础上完成进阶演变。遗址出土夹砂灰陶斝、圈足盘等典型器物，器身除云雷纹、兽面纹等装饰纹样外，留存简化表意陶符，这类符号线条排布规整、形体样式趋于统一固定，具有清晰的表意功能。同在具茨山文化圈内的王城岗遗址、古城寨城址，也相继出土少量同期陶器刻符，其符号形制、构字逻辑、书写风格与瓦店陶符趋同，与具茨山岩文造字雏形，形成区域统一的上古文字雏形体系。瓦店遗址发现龙山晚期高规格大型祭祀中心，出土器物融合山东龙山、石家河等多地文化因素，锶同位素分析显示祭品原料来自周边 8 个区域，表明其为具茨山周边跨族群文化交融与祭祀活动的核心聚落，推动了区域符号体系的互通与统一，加速了具茨山周边龙山文化聚落文字符号的整合统一。

（3）夏文刻符：从岩文到甲骨文的过渡

具茨山岩文岩划年代从上古到早夏，下连华夏文明时代的启动。具茨山北麓新砦遗址在考古上被确认为早期都邑性聚落遗址，这里出土的器物符号，尽管有限，但进一步衔接了岩文与成熟汉字的进化链条。据研究发现，作为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性遗址，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上的符号，部分符号已形成简单的组合形态，打破了单体符号的局限，朝着表意组合的方向发展，与二里头符号具有明显传承关系，部分符号为后来的甲骨文吸收。新砦期文化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重要支点，其符号演变的轨迹，清晰展现了古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不断优化符号形态、丰富表意功能的造字过程，也证明了汉字的起源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

（4）完整脉络：汉字是先民集体智慧的长期创造

具茨山地区文明探源遗址出土的符号虽形态各异、成熟度不同，但均源于先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均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清晰、从单体到组合的演变过程，与结绳记事、岩文记事共同构成了文字创制脉络。这说明，文字是无数先民数百千年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集体智慧，而非单一圣人的独创，具茨山岩文处在中华文明探源核心区，作为这一漫长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在汉字起源研究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本节结语

从结绳记事到岩文记事，是先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演进的重要跃升。具茨山岩文以其庞大的规模、丰富的字符、确定的内涵，见证了古籍记载，呼应了考古发现，证明具茨山是中国古代文字起源之地，其岩文则是汉字起源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它展现了中国汉字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更承载着上古先民的生产生活智慧与文化记忆。深入研究具茨山岩文，解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不仅能推动汉字起源研究的深入发展，更能让我们更好地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

1、掘地为臼：怎样一个文化场景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这句话记载在《周易》里，它记载了原始农业的一次重大技术进步。但是如果不是见到了原始的石臼，凭你如何联想，也无法想象到古人如何在地上掘一个臼来。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原始农业生产就发韧了，它为人类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但是粮食的加工是一个难题，如何将谷物脱粒，以便食用，成为人类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第一文化期，就是裴李岗文化，其代表性工具是石磨盘、石磨棒。石器的使用进步到磨制石器时代。在距今 10500 年 – 8600 年的李家沟文化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比裴李岗文化更早的更原始的石磨盘，从而为裴李岗文化找到了上源。表明在具茨山地区，万年以来的古文化连绵不绝，从未中断。

具茨山上众多原始石臼的横空出世，见证了石磨盘的更进一步发展，把远古人类生产工具的发展脉络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把古籍记载的人类智慧进步场景生动呈现。

海拔 578 米高的山体留存有具茨山石臼；牛店月台河边的石臼，是新密市境最西边的石臼，地处登封、新密市边界。该石臼似未最后完工，或许是当年聚落发展过程中开凿工作被中途打断，背后藏着尚不为人知晓的远古故事。

在具茨山探寻岩文岩画过程中，探寻队伍如同入山探宝，每每发现原始石臼都心生欣喜。拨开层层荆棘，清走积存淤泥，刨开被泥土掩埋千年的石臼，一个个凿刻在巨石之上、内壁光滑、底部圆润的器具映入眼帘，仿佛能看见远古先民围聚石臼劳作嬉戏，木杵撞击石臼的声响穿越千年，在山间回荡。

2024 年 10 月，新密市医祖岐伯文化交流中心一行人，在傅家门村土谷山发现 1 处石臼。此地属于岐黄文化核心区，当地群众与考察队伍一同将其称作 “岐伯捣药臼”。

队伍沿具茨山北坡自东向西开展调查，穿行崎岖山路、攀登危岩、穿梭山林、走访村中老者，陆续发现多处石臼遗存：

1. 七峰山：2 个，一处在山道旁，一处坐落于山顶；
2. 张门村：1 个，形制为椭圆形；
3. 范堂沟村：7 个；
4. 槐树岭村：4 个，其中一处体量最大、深度超 50 公分，直径 35 公分；
5. 方沟村岐伯山下：2 个，一个至今仍可使用，另一个淹没于水库水下；
6. 南泉寺村：6 个，其中 3 个分布在海拔 500 米高山地带。

仅新密市苟堂镇境内，累计发现 23 处石臼；2026 年 5 月 3 日，队伍在牛店镇月台河上游新发现 1 处，新密市域内石臼总数达 24 个。禹州市刘俊杰先生此前在具茨山区域发现二十余处石臼，整片具茨山石臼遗存总量超 50 处，刘俊杰据此提出，具茨山存在一处史前 “原始粮食加工场”。

同类石臼并非仅存于具茨山，南阳专业人员调查显示，南阳境内也留存大量原始石臼。

各处石臼尺寸深浅差异明显，普遍深度 30-40 公分、直径 30 公分左右；最浅仅十余公分，最深可达五十余公分。

这类直接凿刻于山体基岩、无法移动的石臼，属于地上文物，承载着丰富的远古社会历史信息。

2、从具茨山到南阳：跨区域互证

石臼与岩文岩画凹穴制作工艺同源，均以磨凿岩石而成。大量固定式原始石臼脱离符号属性，成为先民实用生产器具，是岩画凹穴祭祀、观象、记事功能向实用工具的演化。

具茨山之外，南阳伏牛山 — 桐柏山岩画分布区也出土同款固定式石臼，形制、尺寸、加工工艺与具茨山石臼高度相近。大范围同类遗存的分布，证明新石器时代具茨山岩画文化体系存在广泛传播、技术代代传承，中原大地拥有同源史前文明，为解读中原原始农业起源、聚落定居发展、早期文明演进提供关键实物证据。

具茨山岩画群内留存大量形制规整的单体大石臼，口径多 30—40 厘米、深度约 30 厘米，直接凿于山体原生岩石，不可搬运。区别于小型凹穴、爻窝等记事符号，石臼腔体光滑深邃，留存大量长期舂捣研磨的使用痕迹，是先民就地打造的固定式粮食加工器具。

具茨山现已发现此类石臼五十余处，其功能彻底脱离天文观测、祭祀记事等精神活动，专门用于谷物脱壳、粮食加工，完成了史前岩刻从精神符号到生产工具的重要转变。

南阳方城、鸭河工区、南召等核心岩画点位，均出土同类型原生基岩石臼，经精细打磨成型，口径、深度、腔体形态与具茨山标本高度统一，内壁同样留存频繁使用痕迹，属于同一时期、同一技术体系的生产遗存。南阳全域已发现原始石臼 50—75 处。

南阳岩画以密集凹穴、祭祀观象遗存为特色，两地同款石臼跨区域并存，证明具茨山、南阳两大岩画群落并非独立发展，在文化传统、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层面深度联结，共同构成中原史前岩石文化共同体。

3、从文献到实物：杵臼技术的考古实证

《周易》记载：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具茨山、南阳大量原始石臼实物，印证古籍文字记载真实可信，以实物还原上古杵臼谷物加工技术，清晰还原远古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轨迹。

古人早已分辨不同石材硬度差异，以硬质石材打磨质地偏软的岩石，先凿出小型凹穴，持续打磨加深即可成型石臼。考古研究证实，固定式石臼的工艺水平、使用功能，与仰韶文化农业发展状况完全匹配。

仰韶文化以成熟旱作农业为经济根基，先民稳定定居聚落、规模化种植粟黍作物，急需稳定高效的谷物加工工具。凿于山体巨石之上的固定式石臼坚固耐用，可供整个聚落共用，适配集中化、群体性史前农耕生活，完整记录中原地区从狩猎采集向农耕文明转型的全过程。

相较于裴李岗文化石磨盘，石臼加工谷物脱粒效率更高，谷粒收集更便利；它也是后世可移动石臼的原始雏形，和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共同搭建起完整史前粮食加工工具体系。

4、“小过”卦：尚象制器，造物本源

 《周易·系辞下》明文定论：“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也就是说，臼杵这套民生器具的创制灵感、形制设计、功能适配，全然脱胎于《小过》卦（䷽）卦象奥义，是先民观天文、察卦理、融民生的智慧结晶。石臼的诞生过程来自易理谷？是《周易》“制器尚象”思想落地民生操作的标志性器物乎？

拆解《小过》卦本体卦画结构，可对应臼杵造物流程逻辑，卦理理思与实物造作贯通。其一，解构“断木为杵”：《小过》卦上承震卦（☳）、下启艮卦（☶），卦理体系中巽卦专属意象为林木原生本体，兑卦专属意象为折损、裁断、雕琢，双卦意象联动叠加，精准对应先民甄选硬质原木、裁断规整尺寸、打磨光滑杵身之工序，诠释杵具取材塑形之易理。其二，解构“掘地为臼”：下位艮卦兼具双重核心意象，艮为山，喻山石大地坚硬之质，摩划先民以手持原始石质工具、凿刻原生山体造臼之动作；震卦意象为往复起落、动态运行，摩划劳作场景中木杵上下舂捣、往复出入石臼之动态。

观《小过》卦象意，一幅上古民生劳作图景跃然眼前：先民立足山地岩体，手执修整完毕的实木杵具，日复一日往复舂捣谷穗、脱粒储粮，贴合山地农耕刚需。而“小过”二字深层哲思更贴合器物本质：臼杵形制简约、工艺质朴，是微小务实的民生创制；却普惠万民、赋能农耕、筑生存根基，小器物成大民生，利千万人，彰显上古先民道法自然、以象造物、务实利民的原生文明思维，也让抽象易学符号与山野民生实践相呼应。

“盖取诸小过卦”是古圣的推测罢了，石臼从石磨盘而来，民生不可一日而息，“小过卦”却是妙迁理思。是石臼启发了“小过”卦，还是“小过”卦启发了石臼的发明，还须考古者论定。

5、“岐伯捣药臼”：岐黄文化背景下的医药文明

新密市苟堂镇范堂沟、槐树岭、傅家门、方沟村全域属于岐黄文化核心区域。新密是岐黄文化发源地，山林草药资源丰富，自古流传黄帝与岐伯进山采药、论医炮制草药的传说。

傅家门土谷山相传是黄帝种植五谷、修筑祭坛祭祀天地之地，民间传说岐伯曾在此捣制药草、消除瘟疫、救治百姓，当地民众便将山中石臼称作 “岐伯捣药臼”；岐伯山距离岐伯墓 230 米处，同样发掘出同类石臼遗存。

“岐伯捣药臼” 赋予史前石臼浓厚的历史故事色彩。原始医药发展早期，丸、散、膏、丹、汤剂等炮制工艺尚未出现，自伏羲、神农时代起，先民便积累草药治病经验，采摘山野草药捣烂外敷伤口、榨取汁液内服疗伤，石臼是必不可少的捣药器具。

民间流传的岐伯传说为石臼增添医药文化内涵，留存民众对远古历史的集体记忆，证实这类石臼兼具农耕加工、原始医药实践双重文明价值。同一器具既可舂粮、又可捣药，直观展现史前先民农耕生产与医药探索同步发展的文明图景。

6、从符号到工具：完整的远古文明系统

大批量石臼遗存周边，配套分布海量岩文岩画、巨石祭祀祭坛遗迹，证明远古先民在此定居群居、世代繁衍。

石臼等生产工具保障基础物质供给，岩文符号记录先民生产活动与智慧，祭祀祭坛构建原始信仰与天人秩序，三类遗存相互依托，共同构成完整的史前社会文明体系。石臼生产工具、岩文记事符号、巨石祭祀祭坛三类遗存交织共存，见证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规模完善、组织有序、体系完整的早期文明，彰显中原史前文化领先的发展高度。

7、推动石臼遗存融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具茨山固定式石臼的批量发现，为中原岩文研究开辟全新学术视角：它不只是岩刻图案，更是农耕器具；不只是抽象符号，更是先民日常生活载体；并非单一孤立遗存，而是跨区域同源史前文明的实物佐证。

不可移动的石质石臼完整记录中原先民从迁徙游猎到定居农耕、从采集谋生到规模化种植、从零散部落到大型聚落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来自一线农业生产场景的实物支撑。

后续应将石臼遗存整体纳入具茨山岩画保护体系，建立数字化文物档案，开展现场岩体加固、历史价值深度研究，融合岩画保护、原始农业考古、岐黄文化传承多项工作，让镌刻在山间巨石上的农耕文明印记，在新时代持续释放独特历史与文化价值。

编者按

具茨山南麓就是许昌禹州市，之所以叫禹州，与大禹在此活动有关。上古时期此地称阳翟，是大禹的主要活动地。相传大禹曾在此治水、理政，舜帝将这片土地封给大禹，这里也是夏禹早期都城，是夏朝发祥地之一。金代大定二十四年（1184 年），为纪念大禹功绩，取 “大禹之地” 之意，正式将钧州改名为禹州，这一名称从此沿用。

具茨山的西端连接登封，登封市也有许多大禹的活动遗迹，禹都阳城就在这里，在嵩山下有启母阙，启母庙、祖家庄等大禹遗迹 70 多处。登封市因此被命名为 “大禹文化之乡”。

具茨山北麓新密市新砦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新砦期文化填补了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缺环，具有都邑性质，被认为早夏都城。

具茨山处在夏朝发祥的中心位置，周边有这么多的禹夏遗迹，山上岩画岩文中有没有反映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家水利专家的研究结论。（原文有删节）

具茨山，是三皇五帝英雄时代文明肇始之初的文化圣山，位于河南新郑市西南 15 公里处的千户寨乡境内。在《庄子》《史记》《水经注》等历史文献中，黄帝文化遗迹遍布山野。《古今图书集成・具茨山部汇考》中说：“《山海经》之大騩山，《水经注》之具茨山，具茨即大騩也。世传黄帝登此山，…… 山上犹有轩辕庙及避暑洞，疑即黄帝旧迹云。”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大騩，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堤上，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即是山也。”2000 年 7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具茨山山顶的轩辕庙等景点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座被众多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山，浮现其上的原始岩刻岩画，其中一些与水系河流图形有关的内容被史学界和水利界认为是 4000 多年前重要的治水遗存。可以说，经由黄帝文化的照耀到大禹治水时期，让中国水利史的源头，更加清晰可辨。

具茨山岩画的测年

2008 年 11 月，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邀请诸多学科专家，组成了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考古调查课题小组，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与地方政府组织了田野调查，根据埋藏地层关系及初步测年，岩画的年代不少于 4000 年。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执行主席罗伯特・贝德纳里克、印度岩画协会会长、本迪支利大学教授库玛尔、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惠生等专家，先后两次对以具茨山岩画为代表的中原岩画进行微腐蚀断代，具茨山型岩画最终断代结果是上限 4850 年，下限 3940 年。之后，经过多年田野考古，有了更多发现，具茨山俨然成为一座远古时代的岩刻博物馆。

据此推断，早在 4500 年前，已经有强大的部落和杰出的领袖，带领人们在这里生活和开拓疆土，留下了如此辉煌的史前痕迹。其内容可能涉及中国文字起源、天文学起源、史前水利等多个学科，与中华文明进程研究发生了重大联系。

经过多轮的实地考察和文献对比，可以肯定的是，具茨山岩画覆盖了距今约 4100 年的大禹治水时期，是祖先留下的无字百科全书。具茨山岩画，是否可以寻觅一些大禹治水的影子呢？毕竟，根据钱穆、姚汉源所著《黄帝》一书的论述：古书上往往说豫州有华山，豫州主体是现在的河南省，所说的华山，在洛水东边，大概即为现在的嵩山、箕山和具茨山，属于伏牛山之嵩山余脉，古人称之为华，这里又是夏朝的兴起地。夏禹姓姒，名文命，居阳城。具茨山，就位居文献记载的大禹活动的核心区域。

近二十年来，诸多跨专业的学者都曾参与过不同程度的考察研究。中国水利史学科泰斗姚汉源先生很早就给予了关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海亮、张卫东等也先后进行过研究。在众多具茨山岩画中的线条符号中，水利界的研究者发现，这些线条，与古人绘制的舆图中的河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粗的是主河道，细的是支流。可以推断，具茨山岩画中水利符号的发现，将大禹治水这一遥远传说进一步拉近。

大禹治水是否确有其事

不过，大禹是不是实有其人呢？

从史料和实证分析，大禹应该属于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但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大禹的人物事迹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许多内容明显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从传说中可以看出真实历史的影子。

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文献中有相当丰富的记载，最早的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盨上的铭文，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古籍文献如《尚书》《诗经》中也有记载，如《尚书吕刑》有：“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诗经商颂・长发》中有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对大禹传说进行加工、改造和细化，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古史 “依据”，大禹的各种传说和事迹日益具体和多样化，并附加上了当时各个学派的政治主张。大禹治水的传说，当然也有不少后人附会的内容，以至演变为神话，于是有人否定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学者程有为认为，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远古时代，把自然力的创造疑为鬼斧神工，附会到以治水闻名的大禹身上，是很自然的现象。大禹治水的传说仍以历史事实为原型，不能随便否认它的真实性。

周代的金文为大禹治水的故事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保利艺术博物馆购藏的时代属于西周中期后段的遂公盨铭文中，一开始就说 “天令（命）禹専（敷）土，堕山，浚川”，明确记述了禹治河川的事迹。这与传世文献中相关记载有吻合处，如《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戴礼记・五帝德》“使禹敷土，主名山川”，《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郑笺作 “禹敷下土，正四方”）等。

除了古文献记载的 “大禹治水” 的大量细节切合治水实际之外，一些考古发掘亦为 “大禹治水” 提供了有力证据。2017 年，安徽蚌埠涂山禹会村遗址被证实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经测定，遗址距今约 4100 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遗迹中发现的大型祭祀台基、出土的大量礼仪性器物等，再现了当时不同氏族部落曾在此为实施某项重要任务而举行过大型聚会和祭祀活动，这为文献记载治水成功以后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这一事件提供了佐证。

禹迹茫茫：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具茨山岩画，其水利遗存是显而易见的。当学者把这些存在年代相近、文献记录有之的事件与具茨山岩画结合，一条中国治水史的脉络如此清晰。

具茨山石刻岩画之一（拓片制作刘俊杰，山川标注吴旭）

在具茨山老山坪，有一幅线条图。这条刻在岩石上的巨大 “地图” 仿佛在昭示着大禹时代治水河图，多位水利史专家趋于简称为 “大禹导淮图”，它刻在一块略呈长方形大石头的倾斜面上，伏牛山在其左上，与黄河流域分开，重点均在淮域，其沙水、汝水及其支津、颍水、夏肥水、涡水、睢水、汳（汴）水。对照清杨守敬绘《水经注图》，几乎无异，长短相近，走向相同，数量相等，惊似一幅完整古图。主体部分刻有九条近似平行分布的河流，均为淮河干流北岸支流，自西向东依次有滍水、汝水、汝水枝津、颍水、夏肥水、涡水、睢水，“涡水” 中游还有一圈明显的 “环城河”，围绕着一座城池或低丘。最东面的两三条河名称选项较多，可能是汳水（汴水）、泗水等。尽管黄河夺淮对淮北水系冲击很大，但河流总体格局与今日淮河流域图相比，没有颠覆性的改变，越偏西的河流路线越稳定，越好辨认。

清末杨守敬绘《水经注图》（底图）勾绘的历史河道对照图（吴旭供图）

具茨山岩画，具有数量大、分布面积广、类型丰富多样、有一定的规律性、年代久远等特点。具茨山岩画中水利遗迹的研究，丰富了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岩画所在地郑州位于中原腹地，其山岩画分布范围，自西而东，绵延数十里，主要分布在新郑的风后岭，新密的苟堂、槐树岭，禹州境内的楼华山、大鸿寨、石牛山等地，许多地名与古老的传说相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密集分布着众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竹书纪年》载：“黄帝轩辕氏居有熊” ，《水经》载：“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清史稿》乾隆曰：“缅崆峒问道，虚怀谒具茨”。具茨山岩画的水利元素，无疑为该地区上古文化特别是黄帝文化研究提供了又一类新的实物资料，是中原大地留给人类的又一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