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县一中（今名新密市第一高中）有地下党员吗？在庆祝建党 105 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必欲解之而后安，以告慰先烈在天之灵。

密县一中不但有地下党员，而且地位十分重要，人生十分传奇。今天我们走进密县一中的早期历史，缅怀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寻觅在密县一中隐蔽工作的地下党员，追访这所百年名校的红色初心。

无论你翻开《密县一中校志》（1987 年）《新密市一高校志》（2021 年），走进一中校史馆，或者翻开《新密市教育志》，在大事记中都有这样一段话：

1929 年，由国民党密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张书印（中共地下党员），密县县长何祖五、教育局长钱际荣及李明善、李绪庆、闫凤梧、白松年、侯安亭、刘芳辰等筹备密县中学，商定校址在密县老城西北仓房和百子殿。

1930 年，张书印被害，余者继续筹建密县中学。

1931 年 8 月，密县中学正式成立。

也就是说，密县一中（时为密县中学）的创办是在中共地下党员张书印的主导下筹办起来的。张书印在 1930 年 10 月 2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筹备工作备受影响，直至 1931 年才宣告成立。”

创办密县一中，只是中共地下党员张书印短暂一生所完成的一件革命工作，是张书印在密县教育上留下的政治遗产。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张书印在国共合作时期领导了密县和豫西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打倒军阀、开展工农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100 年前的张书印。以下整理的是密县党史征编委按当时省人物志要求，于 1985 年 5 月 1 日向上级呈报的《气壮山河 —— 张书印烈士略》。

气壮山河 —— 张书印烈士传略

张书印（1902-1930），字信符，密县大隗乡山头湾村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区委李大钊和豫陕区委王若飞的领导下，领导密县农工运动。他历任中国国民党党部主任委员、执行委员，密县农、工、商联合会的负责人。在党内历任中共密县县委书记、豫西地委书记、省委委员、中共密县特支的领导工作。在国共合作时期，建立中国国民党密县县党部，曾任主任委员，执行委员，密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主任委员等职。1930 年 5 月受党的指示，组织中原兵变未遂。同年 10 月 2 日（农历八月十日），被国民党十五军长刘茂恩（当时驻扎密县老城东北书院）杀害，将尸体投入密县老城东街东阁门里北头路东井内，终年二十八岁。

立志救国

张书印只度过二十八个春秋，但他却永远活在密县人民心中。1902 年 10 月 1 日，他诞生在一个贫农农民的家庭里，依靠祖父给地主种地，父亲推卖煤炭为生，他少年时代就饱尝人间辛苦，祖父曾勉励他说，“书印，好好念书，长大后好支撑门户。” 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他在私塾时喜读《资治通鉴》，爱诵岳飞的《满江红》，常给家人和同学讲述《三国演义》和《水浒》故事。当他听到村上秀才论述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承认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极为愤恨，认为学好本领不单纯是为了支撑门户，更重要的是为了报效祖国。

一九一六年他考入密县高等小学堂，他除学好国语、算术、修身等课程外特别喜爱阅读报纸杂志，关心国家大事，把读过的好资料剪辑成册。

一九一九年暑假，正当 “五四” 爱国热潮席卷全国的时候，他考入开封甲种商业学校。此时由于接触了思想进步的师生和同学，扩大了他的眼界，从而使他的思想上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先生的著作，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一九二 0 年冬，学校再次掀起抵制日货、反对日本侵略吉林珲春和声讨河南督军赵倜盗卖郑州商埠的罪行，赵倜再次下戒严令逮捕学生，命令学校提前放假，逼迫学生离校。当时张书印在开封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参加抵制日货宣讲团，活动于省内外。

拿起镰刀斧头

一九二一年春，他深入赵倜之弟赵三麻子在密县张庄开办的煤矿，调查其霸占民众财产和欺压工人的罪行。为此被赵三麻子送密县县看守所，拘押半个月后，由学校营救出狱。

一九二二年冬，他在济南结识邓恩铭同志，他们在一起畅谈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并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书印同志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列。一九二三年二月受党的派遣，组织密县农民群众到郑州支援 “二七” 大罢工。一九二三年暑假回家乡发展张恒顺、张宪臣为中共党员，建立第一个党小组。并聘请张芝山、杨绍曾、张金保等人创办平民教育，在群众中开展反帝反封建教育，创建 “进化村” 小学，并指派樊百全在关口、张小寨附近二十里范围内创办平民教育，开展妇女放脚、男子剪辫子、扒神像禁鸦片、禁赌、清理寺院和庙宇地产等反封建活动，利用寺院庙宇作为校址。以寺庙地产收入作为办学经费，规定穷人孩子一律免费入学，成年人白天生产，晚上参加夜校学习，同时还建立农民协会，筹建农民自卫组织，仅山头湾就有七十余人参加，每天下午推车卖煤回来后，即进行军事操练，队员们头戴灰色八角帽，臂戴 “誓不与缠脚女子结婚” 的红袖箍，逢集会，就向群众讲演宣传，并建立信用社，实行经济互助。张书印对群众讲：“山头湾就像帝、官、封三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辈辈受苦，为了建设新农村，我们决定把山头湾改名为进化村。” 这一革命创举，不仅影响到密县大部地区，而且在新郑、禹县一些村庄的群众都称赞进化村是革命村，“进化村” 的群众是 “革命党”。张书印同志是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家”。为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兴建平民教育，密县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书印同志的足迹。至今郭庄乡（位于荥密交界的深山中）、牛店乡、打虎亭、岳村乡芦沟村的一些老年人还能够生动地叙述他在当时发动群众、召开党的会议和发展党员的动人情景，他们还能清楚回忆当年张书印唱的 “拿起镰刀，举起斧头，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幼，中国人民都要起来，中国人民都要复仇。守着自己的乡土，不做亡国奴！” 的歌曲。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

一九二五年，书印同志先后参加李大钊在郑州铁路礼堂召开的会议，会后李大钊同志接见张书印同志，并指示他负责豫西党组织工作。在郑州三多里听取王若飞同志传达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会后陪同王若飞同志莅密视察。在 “五卅” 运动期间，张书印和侯清华、樊百全等进步人士，在县里奔走呼号，组织群众参加示威游行，高唱 “永远不忘五卅，外国人开炮打，打死我同胞，如今怨恨泉下。热泪抛、抛、抛、抛！心头火，烧、烧、烧！有仇必报，报、报、报！” 歌曲，沿街清查日货。同年七月，成立中共密县县委，书印同志任书记。一九二六年春曾在开封职业学校参加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豫西地委，指定书印同志任书记，并当选为省委委员。

创建国民党密县县党部

书印同志回密后，组织密县青年学社（反帝反封建的青年革命团体）与在汴留省学生会出版《密县青年》刊物。他对县里一切封建腐化的恶劣势力作坚决的斗争，革命旗帜鲜明，阵地也大为巩固，同志们相激相励，革命烈火烧遍全县。首先清算王洪瓒（当时任密县二十保团总）霸占南泉寺附近庙产，把这笔资产作为办 “平民教育” 的经费。

为了组织群众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于一九二六年夏建立中国国民党密县党部，书印同志任主任委员，并张贴对联：“愿革命，愿牺牲，革命党人请进来，想升官、想发财，投机分子滚出去。” 横额为 “天下为公”，以示和反动势力分庭抗礼。

书印同志的革命举动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一九二七年冬，他父亲被土匪绑走后，用石头砸死来威吓书印同志。书印同志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深入同敌人作顽强的斗争。

穷老实头会发动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密县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群众斗争情绪也异常高涨，不断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减免苛捐杂税、吃大户、分土地等斗争口号。哪村有了不法地主，就立即绑送县城游街示众。

他还亲手起草《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在条例的第一条入会条件中明确指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农民之手工业者及在农村中为体力劳动者方可入会。在第三条指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入会：（一）以重利盘剥农民之土豪劣绅；（二）作帝国主义者之买办；（三）吸食鸦片及好赌博者。标明了农民协会的性质，人们称这时期的农会为 “穷老实头会”。这个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共产党员起带头作用的 “农协” 广泛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向着反动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响应北伐陷囹圄

一九二七年他同张之朴、郭安宇、郭靖宇、周同海、周幼宋、王子明、袁强斋（袁毅）等在豫西联络庙道会、红枪会响应北伐军，讨伐曹吴军阀，麦前引导冯玉祥西北军东进。革命触及了反动势力，反动势力立即向先进的革命势力扑来。一九二八年春，县长关鸿庭、徐德铨联合大劣绅王洪瓒将张书印镣解开封，后经我党多方营救，到年底才走出监狱。书印同志出狱后，又立即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

一九二九年正月，他和樊百全聘请张之朴、谷效颜、李子纯、杨春芙、刘芳亭、楚润之、胡殿生、李干僧、郑粹明、陈春藤、赵幼甫、王如冰等著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我县第二职业学校任教，继续同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时县长沈述仁的岳父吸食鸦片，被农会押着他到牛店、大隗等集镇游街示众，并将欺压群众的沈述仁在县衙大堂柱子上惩戒后，将其赶出密县。为此，反动势力再次把张书印同志押送开封，直到年底才经同志营救出狱。

壮烈牺牲

书印同志释放后对家里人讲：“土豪劣绅告我是共产党员，组织农会，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把我押了一年，但不要怕，我们要学习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 他带着坐监的伤痕又不屈不挠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

一九三 0 年六月，他按照省委指示，组织宣传群众，在密县尹家台学校召开党的组织工作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省委指示，分析了在军阀混战中密县的形势，号召党员学习井冈山的经验，开辟密、禹、登革命根据地。会后书印同志积极筹划，日夜忙于兵变的组织工作，他对跟随他的共产党员王应先说：“给你五元钱，回家看看你母亲，安排一下生活，回来后咱们拉出去。” 是年八月十一日（公历 10 月 2 日），书印同志从家里到超化东庄师范学校等地活动后，当天晚上回城。时值刘茂恩（原镇嵩军，在二次冯蒋之战后期投蒋，从老河口来剿冯玉祥后路）的十五军驻扎在密县城东北书院，以邀请赴宴议事为名将书印同志暗杀，反动势力的气焰十分嚣张。

书印同志遇害后，党的活动中心第二职业学校被立即查封，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密县。到一九三一年死于敌人屠刀下的共产党员约有三四百人，原有四五百名党员只剩下八十余人，千余名革命群众只剩下二十余人。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书印同志为革命事业不畏险阻，奋斗终身，他为人民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为革命不辞劳苦、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百折不挠、开拓前进的革命业绩将载入史册，并永远激励着下一代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以上内容为密县党史征编委向上级呈文）

张书印同志筹建密县一中背景

张书印创办平民教育自 1924 年就开始了。1923 年年底，中共济南地委派他回乡开展平民教育运动。1924 年春，他在开封参加了冯品毅举行的会议。3 月，他在县城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成立密县平民教育促进会，自任主任委员。并亲自创办了进化村平民小学。冬，省教育厅在进化村召开了平民教育现场会，全县各保派代表参会，推广平民教育的经验。12 月，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张书印被任命为密县第一任教育局长。从此，平民教育大踏步前进。

张书印说，干革命得有长远打算，在打破旧社会的同时，必须建设新世界。只破坏不建设，不是革命的目的。要立新就得有立新的人才。开展革命事业，必须大办教育，广开学校，大量培养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有了人才，开拓一切事业，就有依靠了。

办学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张书印把破与立结合起来，把反封建、破除迷信与兴教育、学新文化结合起来。在全县捣毁神像、清理庙产，保护庙宇，肃清霸占恶习，把庙产收归教育款产。

开创密县教育

当时，全县只有一所高等小学。张书印把县城高等小学堂改为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初为闫凤舞，后为郭景孚）。在大隗镇卓君庙址兴办了县立第二小学（校长于茂亭）。在牛店娘娘庙创办了县立第三小学，白松年任校长。把云岩宫职业学校（蚕桑园艺）改为县立第一职业学校（校长牛良甫）。县级师范设在超化，张书印把单级师范扩充为两级，扩大招生。在超化寺下寺金钟寺创办县立第四完全小学（校长胡绍文）。在曲梁创办第五完全小学（校长牛星林）。在米村范村创办第六完全小学（校长常建邦）。在岳村中王庙设立县立第七完全小学（校长刘润甫）。在双楼建第八完全小学（校长李国增）。1928 年，在天仙庙创办了第二职业学校，后移文庙（黉学），自任校长，后由王如冰（地下党员）任校长。在黉学后边成立国民女校，校长李性甫（字明善）。张书印令全县各校招收女子入学，从此打破封建枷锁，女子得到解放，全县学校东西南北中，星罗棋布。并在区下设国民小学，使全县人民子弟都能就近入学。学校遍地开花，人才辈出，全县教育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密县文史资料》）

学生就是 “革命军”

1926 年，由于教育事业发展，需要专人负责，张书印把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在淮阳师范学校任教的钱际荣（钱雨村）请回密县任教育局长，从事办学兴校具体事宜，自己专心从事革命事业，把握发展大局。

档案记载，到 1930 年，全县小学发展到 320 所，在校生 8000 多人。同时，张书印发展农民夜校 760 所。还创办 2 所农众学院，讲演所 2 所，公众运动场 1 处。

张书印不但把办学作为一项革命事业来推进，而且把学生作为生动活泼的特殊 “革命军”，每逢集市庙会，学校学生打着小红旗，上街、上会，演讲、演剧、高唱革命歌曲，镰刀斧头歌、永远不忘五卅歌、破除迷信歌、识字歌、放脚歌、农会四季歌、农民自卫军军歌等，一首首反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主张、激荡着时代精神的歌谣在全县流传，传播了革命精神，教育了广大群众，极大地推进了密县全县的革命事业。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的优秀学生在张书印的悉心培养和教育下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当时，全县只有一所高等小学。张书印把县城高等小学堂改为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初为闫凤舞，后为郭景孚）。在大隗镇卓君庙址兴办了县立第二小学（校长于茂亭）。在牛店娘娘庙创办了县立第三小学，白松年任校长。把云岩宫职业学校（蚕桑、园艺）改为县立第一职业学校（校长牛良甫）。县级师范在超化，张书印把单级师范扩充为两级，扩大招生。在超化寺下寺金钟寺创办县立第四完全小学（校长胡绍文）。在曲梁创办第五完全小学（校长牛星林）。在米村范村创办第六完全小学（校长常建邦）。在岳村中王庙设立县立第七完全小学（校长刘润甫）。在双楼建第八完全小学（校长李国增）。1928 年，在天仙庙创办了第二职业学校（实际是中共密县特支的秘密机构），后移文庙（黉学），自任校长，后由王如冰（地下党员）任校长。在黉学后边成立国民女校，校长李性甫（字明善）。张书印令全县各校招收女子入学，从此打破封建枷锁，女子得到解放，全县学校东西南北中，星罗棋布。并在区下设国民小学，使全县人民子弟都能就近入学。学校遍地开花，人才辈出，全县教育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

从 1924 年开始大力兴校，到二十年代年末，小学毕业的学生已到了升入中学的年龄，所以创办中学成为广大民众的内在要求，势在必行。

所以在 1929 年，张书印就开始筹办了密县一中。

同时，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河南军阀冯玉祥 “清党”，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共产党员血流成河，无数共产党员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大批共产党员遭到敌人通缉、搜捕，生命危在旦夕。张书印在密县虽然时势艰窘，但密县的革命群众尚有较大基础，这也是继续革命的根基。1929 年春，河南省在大革命时代成立的国民党部普遍被改组。国民党密县党部改组中，张书印受到排挤，仅保留了一个执行委员的职务，张书印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樊百全（时任党部执行委员）邀请大批著名共产党员到密县政府和学校任职，对这些党员起到了掩护作用。其中有部分身份重要的党员在张书印牺牲后，隐蔽在密县中学工作。

哪些共产党员隐蔽在密县一中秘密工作，他们有哪些故事？且听下回讲述。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系辞下》）上古书契是什么模样？具茨山岩文是不是从结绳记事到书契记事的跃进阶梯？我们在此作一探讨。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是人类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汉字的起源，历来是考古学界与文化界探究的核心命题，古籍中关于结绳记事、仓颉造字的记载，为我们追溯汉字源头提供了珍贵的文献线索。而具茨山岩文的发现，以鲜活的实物证据，形象地展示了从结绳记事到岩文记事的革新和跃进过程，极其罕见地填补了汉字起源研究中实物遗存的空白，展现了从结绳记事到文字记事的过渡印迹，为探索中国古代文字起源之地增添了新地标，为解开汉字起源之谜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支撑。

1、《周易》：从上古结绳到伏羲创制符号

《周易・系辞下》有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这短短十二字，粗略地勾勒出中国远古时期记事方式的重大变革。上古时期推动记事方式向符号、文字雏形演进的关键人物，便是伏羲氏。《周易・系辞下》亦记载：“古者包牺氏（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伏羲氏通过观察天地万物、自然之象，创造八卦，开启了符号表意的先河，为华夏先民记忆的符号化、抽象化开辟了路径，为后续文字雏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史载，伏羲氏还命朱襄氏（一说为炎帝之一）整理象形符号，发明文字雏形，以此代替繁琐且有局限的结绳记事，进一步推动了记事方式的革新。

（1）结绳记事：上古先民原始记录体系

上古之时，没有文字，先民们最初依靠结绳记录事件、传递信息、规范秩序，这便是 “结绳而治” 的时代。结绳记事的前提条件是纺织的诞生，大约 2 万年前，中原先民就可以使用骨针缝纫。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现的石纺轮、陶纺轮，证明了中原先民在 8000 年前就具备了捻线、编织的能力。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 5500 年前的丝织物，为黄帝时代嫘祖发明丝织技术找到了实物证据。

会纺绳，能捻绳，会结网，绳子就成记事载体。绳子如何记事呢？东汉学者郑玄在注解《周易》时，进一步细化了结绳记事的具体方法：“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这个注解记述了结绳记事的核心密码 —— 以绳结的大小、多少区分事件的轻重缓急与数量多寡，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结的数量与事物的数量相对应，先民们通过这种简单的符号体系，约定成文，共识共通，实现了对生产生活、部落事务的初步记录与管理。

（2）结绳记事的先天局限

结绳记事是人类原始记事方式的重要形态，它摆脱了口耳相传的局限，成为符号和文字出现之前最具普遍性的记事手段。但结绳记事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绳结的含义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地域性，不同部落、不同个体对绳结的解读难免存在差异，且绳结易腐易损，难以长期保存，无法承载更为复杂的信息，也无法实现跨时空的信息传递。更为关键的是，绳结本身形态单一，时间久远后极易磨损、混淆，难以准确辨识原本记录的事务。

（3）载体革新：岩文记事 —— 从绳结符号向石刻字符转变

从结绳记事到岩文记事，后先相继，是一场深刻的传承与发展 —— 具茨山先民在石头上刻下的窑窝，其形态与绳结的形象基本类同，本质上就是将绳结的符号形态，转移到了更稳定的岩石载体上。相较于结绳记事，岩文的优势尤为突出：岩石质地坚硬，能够长期保存，即便跨越千年仍能清晰留存；刻窑形成的字符形态固定，有效避免了绳结易混淆、难辨识的弊端，让记事信息更精准、更易传递；单窑可以在平面上随意摆列，摆脱了绳子线性特征，使表意符号的表达达到了二维形态。

随着先民生产生活的日益丰富，部落规模不断扩大，祭祀、狩猎、农耕、历法等事务愈发繁杂，结绳记事已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寻找一种更稳定、更精准、更具通用性的记事方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岩文记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过渡形态，也是汉字起源的重要雏形。

2、地理与传说：具茨山承载汉字起源的上古记忆

具茨山，位于新密 — 黄帝故都轩辕丘 — 正南，新郑 — 黄帝故里 — 西北，属中岳嵩山东南余脉，是上古时期黄帝活动的核心区域，而其所在的新密市，是中国羲皇文化之乡，境内分布着 30 多处羲皇文化的遗迹，与伏羲氏的活动轨迹一脉相连，为文字符号起源的追溯提供了连绵不绝的文化土壤。

古籍中多有黄帝登具茨山的记载，山上留存着轩辕庙、嫘祖宫等众多与黄帝相关的遗迹，更流传着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据记载，“黄帝令苍颉造字，天雨粟，鬼神哭”，这一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展露了文字创造的划时代意义，也将汉字的起源与黄帝时期、与具茨山地域紧密相连。具茨山北麓新郑市凤台寺，相传为仓颉造字之地；新密黄帝宫以北不远处的西马庄仓王，传说为仓颉当年潜心造字、整理符号的工作之处，新密夷山传说为仓颉墓之所在。这些传说与地名是先民对文字起源的集体记忆，丰富的羲皇文化遗迹、黄帝遗迹、岐黄遗迹等，共同构成具茨山作为汉字起源之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也印证了古圣整理象形符号、开启文字雏形的历史脉络。

3、实物实证：具茨山岩文的字符特征与表意体系

传说为口信，岩文为实物，把悠久传说与历史真实相关联。在具茨山的山脊、山腰裸露的砂质岩石上，发现了数量众多、形态多样的岩文，初步估计不少于 3000 幅，其中包含 120 个具有初步文字形态的字符，如人、幺、炅、日、王、凶、㠯、土、田、车等，这些字符与上古先民的占卜、祭祀、历法、狩猎、农耕等生产生活活动相关，符合郑玄注解中 “结绳记事” 所承载的事务类型，说明岩文记事是对结绳记事的继承与发展。“后世圣人易以书契”，“契” 即刻划符号，具茨山岩文应是《周易》所谓的 “书契” 之一。

具茨山岩文的字符形态，明显包含着从符号到文字的过渡痕迹，它既保留了结绳记事的简洁性，又具备了文字的基本特征：抽象性、符号化、定型化。岩文符号以圆形石窑点位多少表达数字，其排列组合及其与横线斜线的不同组合可以构成更多的变化，圆点与后来横线、竖线、斜线本身就构成了汉字笔画元素（点、横、竖、撇、捺、折），从而表达更多的文化内涵 —— 先民们通过调整圆形石窑的数量、间距，搭配横线、斜线的交错排布，打破了结绳记事单一形态的局限，能够更细致地记录不同场景、不同含义的事务。结绳记事以 “结” 为符号，仅能区分事件大小与数量，而具茨山岩文的字符，已具备了一定的表意功能。这些字符简洁质朴，线条流畅，多为单体符号，处于零星状态，尚未形成复杂的组合形体，恰是文字起源初期的典型特征。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所说 “具茨山岩画所体现的符号性思维，可能给文字起源的探讨投下新的光明”。

4、“结”“契” 并用：岩文是连接结绳记事与早期汉字的中间桥梁

从结绳记事到岩文记事，是记事方式的质的飞跃，也是汉字起源的关键过渡。结绳记事是 “无文字” 的符号记录，而具茨山岩文则是 “准文字” 的雏形，它将结绳所代表的 “事” 转化为具象的字符，使信息记录更精准、更稳定，也更具通用性，而内涵准确、形态稳定、意义通用是文字产生的准则。

古籍记载，汉字创造之后，仅在贵族、巫师等社会上层少数人中间使用，广大老百姓因没有学习机会，很多人依然是 “文盲”，他们仍沿用传统的记事方式，这种方式广泛使用、长期延续。具茨山岩文是先民大众的群众性创作，把这一历史事实摆在眼前 —— 它既是先民脱离结绳记事、走向文字记事的尝试，也是普通百姓长期使用的记事工具，填补了汉字普及之前民间记事方式的空白，成为连接结绳记事与成熟汉字的重要桥梁。

具茨山岩文作为汉字起源研究的实物证据，构建了 “结绳记事 — 伏羲象形符号 — 岩文记事 — 早期汉字” 既相交织又相演变的线索。《周易》记载的 “结绳而治”，揭示了符号（书契）出现之前的记事形态；伏羲氏 “一画开天”，发明象形符号，文字雏形出现，迈出了摆脱结绳记事的关键一步；具茨山岩文，以实物形式，刻窑如 “结”，刻线成 “契”，“结”“契” 并用，演变出岩文的 “字符”，最终走向仓颉造字阶段。

5、中原符号考古：多遗址符号印证汉字演进脉络

长期以来，汉字起源研究多依赖古籍记载，实物证据的匮乏，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困难。具茨山岩文为填补这项空白递补了研究资源。这些具有文字形态和意义的岩文早于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中原地区最早的、成系统的准文字符号，为汉字起源的多元性提供了重要佐证。国际岩画委员会前主席阿纳蒂曾评价，“具茨山岩画具有较高的语言学意义，其符号传递的信息，为探究远古人类的记事方式与文字起源提供了宝贵线索。”

事实上，古人造字绝非仓颉 “一蹴而就” 的神话，而是一个跨越数千年、逐步演进的长期过程，这一点在贾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如瓦店遗址、古城寨城址、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等重要考古遗址出土器物的刻划符号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些遗址与具茨山同属中原文明核心区域，其出土的符号与具茨山岩文，一起勾勒出汉字从原始符号到早期文字的漫长演进轨迹。

（1）贾湖刻符：汉字符号最早萌芽

贾湖遗址是距今约 7000-8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大量刻有符号的龟甲、骨器和陶器，这些符号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遗址中发现的 20 余种刻符，多为简单的线条组合，未形成完整的表意体系，却已摆脱了结绳记事的模糊性，实现了从 “结” 到 “符” 的初步跨越，成为汉字起源的最早萌芽。

（2）具茨山文化圈龙山聚落陶符：一脉相承的符号文脉

距今四千余年的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核心都邑遗址，与周边王城岗遗址、古城寨城址共同构成具茨山一带规模宏大的龙山文化城址群落，三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与具茨山岩文遗存上下呼应，形成一脉相承的上古符号文脉。

瓦店遗址出土陶器、玉器之上的刻画符号，在贾湖刻符基础上完成进阶演变。遗址出土夹砂灰陶斝、圈足盘等典型器物，器身除云雷纹、兽面纹等装饰纹样外，留存简化表意陶符，这类符号线条排布规整、形体样式趋于统一固定，具有清晰的表意功能。同在具茨山文化圈内的王城岗遗址、古城寨城址，也相继出土少量同期陶器刻符，其符号形制、构字逻辑、书写风格与瓦店陶符趋同，与具茨山岩文造字雏形，形成区域统一的上古文字雏形体系。瓦店遗址发现龙山晚期高规格大型祭祀中心，出土器物融合山东龙山、石家河等多地文化因素，锶同位素分析显示祭品原料来自周边 8 个区域，表明其为具茨山周边跨族群文化交融与祭祀活动的核心聚落，推动了区域符号体系的互通与统一，加速了具茨山周边龙山文化聚落文字符号的整合统一。

（3）夏文刻符：从岩文到甲骨文的过渡

具茨山岩文岩划年代从上古到早夏，下连华夏文明时代的启动。具茨山北麓新砦遗址在考古上被确认为早期都邑性聚落遗址，这里出土的器物符号，尽管有限，但进一步衔接了岩文与成熟汉字的进化链条。据研究发现，作为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性遗址，新砦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上的符号，部分符号已形成简单的组合形态，打破了单体符号的局限，朝着表意组合的方向发展，与二里头符号具有明显传承关系，部分符号为后来的甲骨文吸收。新砦期文化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重要支点，其符号演变的轨迹，清晰展现了古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不断优化符号形态、丰富表意功能的造字过程，也证明了汉字的起源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程。

（4）完整脉络：汉字是先民集体智慧的长期创造

具茨山地区文明探源遗址出土的符号虽形态各异、成熟度不同，但均源于先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均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清晰、从单体到组合的演变过程，与结绳记事、岩文记事共同构成了文字创制脉络。这说明，文字是无数先民数百千年不断探索、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集体智慧，而非单一圣人的独创，具茨山岩文处在中华文明探源核心区，作为这一漫长过程中的关键节点，在汉字起源研究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

本节结语

从结绳记事到岩文记事，是先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演进的重要跃升。具茨山岩文以其庞大的规模、丰富的字符、确定的内涵，见证了古籍记载，呼应了考古发现，证明具茨山是中国古代文字起源之地，其岩文则是汉字起源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它展现了中国汉字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更承载着上古先民的生产生活智慧与文化记忆。深入研究具茨山岩文，解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不仅能推动汉字起源研究的深入发展，更能让我们更好地追溯中华文明的源头，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

1、掘地为臼：怎样一个文化场景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这句话记载在《周易》里，它记载了原始农业的一次重大技术进步。但是如果不是见到了原始的石臼，凭你如何联想，也无法想象到古人如何在地上掘一个臼来。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原始农业生产就发韧了，它为人类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但是粮食的加工是一个难题，如何将谷物脱粒，以便食用，成为人类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第一文化期，就是裴李岗文化，其代表性工具是石磨盘、石磨棒。石器的使用进步到磨制石器时代。在距今 10500 年 – 8600 年的李家沟文化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比裴李岗文化更早的更原始的石磨盘，从而为裴李岗文化找到了上源。表明在具茨山地区，万年以来的古文化连绵不绝，从未中断。

具茨山上众多原始石臼的横空出世，见证了石磨盘的更进一步发展，把远古人类生产工具的发展脉络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把古籍记载的人类智慧进步场景生动呈现。

海拔 578 米高的山体留存有具茨山石臼；牛店月台河边的石臼，是新密市境最西边的石臼，地处登封、新密市边界。该石臼似未最后完工，或许是当年聚落发展过程中开凿工作被中途打断，背后藏着尚不为人知晓的远古故事。

在具茨山探寻岩文岩画过程中，探寻队伍如同入山探宝，每每发现原始石臼都心生欣喜。拨开层层荆棘，清走积存淤泥，刨开被泥土掩埋千年的石臼，一个个凿刻在巨石之上、内壁光滑、底部圆润的器具映入眼帘，仿佛能看见远古先民围聚石臼劳作嬉戏，木杵撞击石臼的声响穿越千年，在山间回荡。

2024 年 10 月，新密市医祖岐伯文化交流中心一行人，在傅家门村土谷山发现 1 处石臼。此地属于岐黄文化核心区，当地群众与考察队伍一同将其称作 “岐伯捣药臼”。

队伍沿具茨山北坡自东向西开展调查，穿行崎岖山路、攀登危岩、穿梭山林、走访村中老者，陆续发现多处石臼遗存：

1. 七峰山：2 个，一处在山道旁，一处坐落于山顶；
2. 张门村：1 个，形制为椭圆形；
3. 范堂沟村：7 个；
4. 槐树岭村：4 个，其中一处体量最大、深度超 50 公分，直径 35 公分；
5. 方沟村岐伯山下：2 个，一个至今仍可使用，另一个淹没于水库水下；
6. 南泉寺村：6 个，其中 3 个分布在海拔 500 米高山地带。

仅新密市苟堂镇境内，累计发现 23 处石臼；2026 年 5 月 3 日，队伍在牛店镇月台河上游新发现 1 处，新密市域内石臼总数达 24 个。禹州市刘俊杰先生此前在具茨山区域发现二十余处石臼，整片具茨山石臼遗存总量超 50 处，刘俊杰据此提出，具茨山存在一处史前 “原始粮食加工场”。

同类石臼并非仅存于具茨山，南阳专业人员调查显示，南阳境内也留存大量原始石臼。

各处石臼尺寸深浅差异明显，普遍深度 30-40 公分、直径 30 公分左右；最浅仅十余公分，最深可达五十余公分。

这类直接凿刻于山体基岩、无法移动的石臼，属于地上文物，承载着丰富的远古社会历史信息。

2、从具茨山到南阳：跨区域互证

石臼与岩文岩画凹穴制作工艺同源，均以磨凿岩石而成。大量固定式原始石臼脱离符号属性，成为先民实用生产器具，是岩画凹穴祭祀、观象、记事功能向实用工具的演化。

具茨山之外，南阳伏牛山 — 桐柏山岩画分布区也出土同款固定式石臼，形制、尺寸、加工工艺与具茨山石臼高度相近。大范围同类遗存的分布，证明新石器时代具茨山岩画文化体系存在广泛传播、技术代代传承，中原大地拥有同源史前文明，为解读中原原始农业起源、聚落定居发展、早期文明演进提供关键实物证据。

具茨山岩画群内留存大量形制规整的单体大石臼，口径多 30—40 厘米、深度约 30 厘米，直接凿于山体原生岩石，不可搬运。区别于小型凹穴、爻窝等记事符号，石臼腔体光滑深邃，留存大量长期舂捣研磨的使用痕迹，是先民就地打造的固定式粮食加工器具。

具茨山现已发现此类石臼五十余处，其功能彻底脱离天文观测、祭祀记事等精神活动，专门用于谷物脱壳、粮食加工，完成了史前岩刻从精神符号到生产工具的重要转变。

南阳方城、鸭河工区、南召等核心岩画点位，均出土同类型原生基岩石臼，经精细打磨成型，口径、深度、腔体形态与具茨山标本高度统一，内壁同样留存频繁使用痕迹，属于同一时期、同一技术体系的生产遗存。南阳全域已发现原始石臼 50—75 处。

南阳岩画以密集凹穴、祭祀观象遗存为特色，两地同款石臼跨区域并存，证明具茨山、南阳两大岩画群落并非独立发展，在文化传统、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层面深度联结，共同构成中原史前岩石文化共同体。

3、从文献到实物：杵臼技术的考古实证

《周易》记载：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具茨山、南阳大量原始石臼实物，印证古籍文字记载真实可信，以实物还原上古杵臼谷物加工技术，清晰还原远古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轨迹。

古人早已分辨不同石材硬度差异，以硬质石材打磨质地偏软的岩石，先凿出小型凹穴，持续打磨加深即可成型石臼。考古研究证实，固定式石臼的工艺水平、使用功能，与仰韶文化农业发展状况完全匹配。

仰韶文化以成熟旱作农业为经济根基，先民稳定定居聚落、规模化种植粟黍作物，急需稳定高效的谷物加工工具。凿于山体巨石之上的固定式石臼坚固耐用，可供整个聚落共用，适配集中化、群体性史前农耕生活，完整记录中原地区从狩猎采集向农耕文明转型的全过程。

相较于裴李岗文化石磨盘，石臼加工谷物脱粒效率更高，谷粒收集更便利；它也是后世可移动石臼的原始雏形，和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共同搭建起完整史前粮食加工工具体系。

4、“小过”卦：尚象制器，造物本源

 《周易·系辞下》明文定论：“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也就是说，臼杵这套民生器具的创制灵感、形制设计、功能适配，全然脱胎于《小过》卦（䷽）卦象奥义，是先民观天文、察卦理、融民生的智慧结晶。石臼的诞生过程来自易理谷？是《周易》“制器尚象”思想落地民生操作的标志性器物乎？

拆解《小过》卦本体卦画结构，可对应臼杵造物流程逻辑，卦理理思与实物造作贯通。其一，解构“断木为杵”：《小过》卦上承震卦（☳）、下启艮卦（☶），卦理体系中巽卦专属意象为林木原生本体，兑卦专属意象为折损、裁断、雕琢，双卦意象联动叠加，精准对应先民甄选硬质原木、裁断规整尺寸、打磨光滑杵身之工序，诠释杵具取材塑形之易理。其二，解构“掘地为臼”：下位艮卦兼具双重核心意象，艮为山，喻山石大地坚硬之质，摩划先民以手持原始石质工具、凿刻原生山体造臼之动作；震卦意象为往复起落、动态运行，摩划劳作场景中木杵上下舂捣、往复出入石臼之动态。

观《小过》卦象意，一幅上古民生劳作图景跃然眼前：先民立足山地岩体，手执修整完毕的实木杵具，日复一日往复舂捣谷穗、脱粒储粮，贴合山地农耕刚需。而“小过”二字深层哲思更贴合器物本质：臼杵形制简约、工艺质朴，是微小务实的民生创制；却普惠万民、赋能农耕、筑生存根基，小器物成大民生，利千万人，彰显上古先民道法自然、以象造物、务实利民的原生文明思维，也让抽象易学符号与山野民生实践相呼应。

“盖取诸小过卦”是古圣的推测罢了，石臼从石磨盘而来，民生不可一日而息，“小过卦”却是妙迁理思。是石臼启发了“小过”卦，还是“小过”卦启发了石臼的发明，还须考古者论定。

5、“岐伯捣药臼”：岐黄文化背景下的医药文明

新密市苟堂镇范堂沟、槐树岭、傅家门、方沟村全域属于岐黄文化核心区域。新密是岐黄文化发源地，山林草药资源丰富，自古流传黄帝与岐伯进山采药、论医炮制草药的传说。

傅家门土谷山相传是黄帝种植五谷、修筑祭坛祭祀天地之地，民间传说岐伯曾在此捣制药草、消除瘟疫、救治百姓，当地民众便将山中石臼称作 “岐伯捣药臼”；岐伯山距离岐伯墓 230 米处，同样发掘出同类石臼遗存。

“岐伯捣药臼” 赋予史前石臼浓厚的历史故事色彩。原始医药发展早期，丸、散、膏、丹、汤剂等炮制工艺尚未出现，自伏羲、神农时代起，先民便积累草药治病经验，采摘山野草药捣烂外敷伤口、榨取汁液内服疗伤，石臼是必不可少的捣药器具。

民间流传的岐伯传说为石臼增添医药文化内涵，留存民众对远古历史的集体记忆，证实这类石臼兼具农耕加工、原始医药实践双重文明价值。同一器具既可舂粮、又可捣药，直观展现史前先民农耕生产与医药探索同步发展的文明图景。

6、从符号到工具：完整的远古文明系统

大批量石臼遗存周边，配套分布海量岩文岩画、巨石祭祀祭坛遗迹，证明远古先民在此定居群居、世代繁衍。

石臼等生产工具保障基础物质供给，岩文符号记录先民生产活动与智慧，祭祀祭坛构建原始信仰与天人秩序，三类遗存相互依托，共同构成完整的史前社会文明体系。石臼生产工具、岩文记事符号、巨石祭祀祭坛三类遗存交织共存，见证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规模完善、组织有序、体系完整的早期文明，彰显中原史前文化领先的发展高度。

7、推动石臼遗存融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具茨山固定式石臼的批量发现，为中原岩文研究开辟全新学术视角：它不只是岩刻图案，更是农耕器具；不只是抽象符号，更是先民日常生活载体；并非单一孤立遗存，而是跨区域同源史前文明的实物佐证。

不可移动的石质石臼完整记录中原先民从迁徙游猎到定居农耕、从采集谋生到规模化种植、从零散部落到大型聚落的历史性转变，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来自一线农业生产场景的实物支撑。

后续应将石臼遗存整体纳入具茨山岩画保护体系，建立数字化文物档案，开展现场岩体加固、历史价值深度研究，融合岩画保护、原始农业考古、岐黄文化传承多项工作，让镌刻在山间巨石上的农耕文明印记，在新时代持续释放独特历史与文化价值。

编者按

具茨山南麓就是许昌禹州市，之所以叫禹州，与大禹在此活动有关。上古时期此地称阳翟，是大禹的主要活动地。相传大禹曾在此治水、理政，舜帝将这片土地封给大禹，这里也是夏禹早期都城，是夏朝发祥地之一。金代大定二十四年（1184 年），为纪念大禹功绩，取 “大禹之地” 之意，正式将钧州改名为禹州，这一名称从此沿用。

具茨山的西端连接登封，登封市也有许多大禹的活动遗迹，禹都阳城就在这里，在嵩山下有启母阙，启母庙、祖家庄等大禹遗迹 70 多处。登封市因此被命名为 “大禹文化之乡”。

具茨山北麓新密市新砦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新砦期文化填补了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缺环，具有都邑性质，被认为早夏都城。

具茨山处在夏朝发祥的中心位置，周边有这么多的禹夏遗迹，山上岩画岩文中有没有反映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家水利专家的研究结论。（原文有删节）

具茨山，是三皇五帝英雄时代文明肇始之初的文化圣山，位于河南新郑市西南 15 公里处的千户寨乡境内。在《庄子》《史记》《水经注》等历史文献中，黄帝文化遗迹遍布山野。《古今图书集成・具茨山部汇考》中说：“《山海经》之大騩山，《水经注》之具茨山，具茨即大騩也。世传黄帝登此山，…… 山上犹有轩辕庙及避暑洞，疑即黄帝旧迹云。”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大騩，即具茨山也。黄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堤上，受《神芝图》于华盖童子，即是山也。”2000 年 7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具茨山山顶的轩辕庙等景点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座被众多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山，浮现其上的原始岩刻岩画，其中一些与水系河流图形有关的内容被史学界和水利界认为是 4000 多年前重要的治水遗存。可以说，经由黄帝文化的照耀到大禹治水时期，让中国水利史的源头，更加清晰可辨。

具茨山岩画的测年

2008 年 11 月，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邀请诸多学科专家，组成了以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考古调查课题小组，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与地方政府组织了田野调查，根据埋藏地层关系及初步测年，岩画的年代不少于 4000 年。201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执行主席罗伯特・贝德纳里克、印度岩画协会会长、本迪支利大学教授库玛尔、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惠生等专家，先后两次对以具茨山岩画为代表的中原岩画进行微腐蚀断代，具茨山型岩画最终断代结果是上限 4850 年，下限 3940 年。之后，经过多年田野考古，有了更多发现，具茨山俨然成为一座远古时代的岩刻博物馆。

据此推断，早在 4500 年前，已经有强大的部落和杰出的领袖，带领人们在这里生活和开拓疆土，留下了如此辉煌的史前痕迹。其内容可能涉及中国文字起源、天文学起源、史前水利等多个学科，与中华文明进程研究发生了重大联系。

经过多轮的实地考察和文献对比，可以肯定的是，具茨山岩画覆盖了距今约 4100 年的大禹治水时期，是祖先留下的无字百科全书。具茨山岩画，是否可以寻觅一些大禹治水的影子呢？毕竟，根据钱穆、姚汉源所著《黄帝》一书的论述：古书上往往说豫州有华山，豫州主体是现在的河南省，所说的华山，在洛水东边，大概即为现在的嵩山、箕山和具茨山，属于伏牛山之嵩山余脉，古人称之为华，这里又是夏朝的兴起地。夏禹姓姒，名文命，居阳城。具茨山，就位居文献记载的大禹活动的核心区域。

近二十年来，诸多跨专业的学者都曾参与过不同程度的考察研究。中国水利史学科泰斗姚汉源先生很早就给予了关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徐海亮、张卫东等也先后进行过研究。在众多具茨山岩画中的线条符号中，水利界的研究者发现，这些线条，与古人绘制的舆图中的河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粗的是主河道，细的是支流。可以推断，具茨山岩画中水利符号的发现，将大禹治水这一遥远传说进一步拉近。

大禹治水是否确有其事

不过，大禹是不是实有其人呢？

从史料和实证分析，大禹应该属于历史传说中的人物。但大量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大禹的人物事迹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许多内容明显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从传说中可以看出真实历史的影子。

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文献中有相当丰富的记载，最早的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盨上的铭文，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古籍文献如《尚书》《诗经》中也有记载，如《尚书吕刑》有：“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诗经商颂・长发》中有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对大禹传说进行加工、改造和细化，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古史 “依据”，大禹的各种传说和事迹日益具体和多样化，并附加上了当时各个学派的政治主张。大禹治水的传说，当然也有不少后人附会的内容，以至演变为神话，于是有人否定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学者程有为认为，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远古时代，把自然力的创造疑为鬼斧神工，附会到以治水闻名的大禹身上，是很自然的现象。大禹治水的传说仍以历史事实为原型，不能随便否认它的真实性。

周代的金文为大禹治水的故事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保利艺术博物馆购藏的时代属于西周中期后段的遂公盨铭文中，一开始就说 “天令（命）禹専（敷）土，堕山，浚川”，明确记述了禹治河川的事迹。这与传世文献中相关记载有吻合处，如《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戴礼记・五帝德》“使禹敷土，主名山川”，《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郑笺作 “禹敷下土，正四方”）等。

除了古文献记载的 “大禹治水” 的大量细节切合治水实际之外，一些考古发掘亦为 “大禹治水” 提供了有力证据。2017 年，安徽蚌埠涂山禹会村遗址被证实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经测定，遗址距今约 4100 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遗迹中发现的大型祭祀台基、出土的大量礼仪性器物等，再现了当时不同氏族部落曾在此为实施某项重要任务而举行过大型聚会和祭祀活动，这为文献记载治水成功以后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这一事件提供了佐证。

禹迹茫茫：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具茨山岩画，其水利遗存是显而易见的。当学者把这些存在年代相近、文献记录有之的事件与具茨山岩画结合，一条中国治水史的脉络如此清晰。

具茨山石刻岩画之一（拓片制作刘俊杰，山川标注吴旭）

在具茨山老山坪，有一幅线条图。这条刻在岩石上的巨大 “地图” 仿佛在昭示着大禹时代治水河图，多位水利史专家趋于简称为 “大禹导淮图”，它刻在一块略呈长方形大石头的倾斜面上，伏牛山在其左上，与黄河流域分开，重点均在淮域，其沙水、汝水及其支津、颍水、夏肥水、涡水、睢水、汳（汴）水。对照清杨守敬绘《水经注图》，几乎无异，长短相近，走向相同，数量相等，惊似一幅完整古图。主体部分刻有九条近似平行分布的河流，均为淮河干流北岸支流，自西向东依次有滍水、汝水、汝水枝津、颍水、夏肥水、涡水、睢水，“涡水” 中游还有一圈明显的 “环城河”，围绕着一座城池或低丘。最东面的两三条河名称选项较多，可能是汳水（汴水）、泗水等。尽管黄河夺淮对淮北水系冲击很大，但河流总体格局与今日淮河流域图相比，没有颠覆性的改变，越偏西的河流路线越稳定，越好辨认。

清末杨守敬绘《水经注图》（底图）勾绘的历史河道对照图（吴旭供图）

具茨山岩画，具有数量大、分布面积广、类型丰富多样、有一定的规律性、年代久远等特点。具茨山岩画中水利遗迹的研究，丰富了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内涵，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文化价值。岩画所在地郑州位于中原腹地，其山岩画分布范围，自西而东，绵延数十里，主要分布在新郑的风后岭，新密的苟堂、槐树岭，禹州境内的楼华山、大鸿寨、石牛山等地，许多地名与古老的传说相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密集分布着众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竹书纪年》载：“黄帝轩辕氏居有熊” ，《水经》载：“黄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清史稿》乾隆曰：“缅崆峒问道，虚怀谒具茨”。具茨山岩画的水利元素，无疑为该地区上古文化特别是黄帝文化研究提供了又一类新的实物资料，是中原大地留给人类的又一精神财富。

“北斗” 已经家喻户晓了，你的时间和空间位置皆来自于北斗导航。看星移斗转，分春夏秋冬，定子丑寅卯，早已融入古人生活中。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进入到成熟的农业时代，农业生产依赖农作物生命周期，围绕农作物生产的生命旅程，人们用笨拙的农具开垦出一块块农田，在农田旁边居住下来。原始农业促进了游牧到定居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农业发展需要对天象的观测以定农时，聚落定居生活需要观察天象依天道而行，以趋利避害。所以观察天象，定位时空，认识昼夜交替、日月循行、四季变化，成为举世之首务。于是制订历法便成为文明进步之需。

这个历法在具茨山岩文上已有展现。

具茨山岩文不是镌刻在巨石上的绘画作品，而是华夏先民刻写在岩石上的 “远古史书”。在具茨山、平顶山、南阳等中原岩文密集分布区，一类被称为 “12 爻岩文” 的定制化符图尤为引人注目。这类长期传承、具有固定形制的岩文组合，不仅在形态上呈现对称、阵列化特征，更在数字文化、时间秩序与人体生命观念中呈现出高度对应性，应是华夏先民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留存下来的原始历法遗迹，是解读黄帝历法源头的重要钥匙。除十二爻外，还有日晷石、北斗图、日月坛等。

1、观象授时：黄帝时代的天文创制与历法起源

黄帝时期，是华夏文明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混沌走向秩序的关键节点。认识时间和空间，在茫茫宇宙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被古人当作是神秘的事情。这样观天授时制历的任务被视作神圣的权力，唯王者行之。《史记・黄帝本纪》曾经记载，黄帝 “迎日推策”，仰观天象、俯察法地，开创华夏最早的历法制度。“迎日推策” 是黄帝时代一次大型天文历算活动，其目的是制订黄帝历法。为了建立稳定的时间秩序，黄帝命大臣隶首作数，大挠作了甲子，以天干地支制《调历》。大鸿辅佐发明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以天地为框架的宇宙观念。这一思想在《黄帝内经》中得到系统阐发，形成阴阳互根、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体系，为历法制定提供了哲学基础。

为了敬授民时，黄帝首创天干地支六十甲子纪年系统，使时间进入可计算、可重复的制度轨道。后世据此推算，黄帝元年为公元前 2697 年，这一纪元在辛亥革命时期曾被启用为 “黄帝纪元”，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时间原点。

2、北斗星图：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实证

《河图》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 北斗星在黄帝文明中具有核心地位，是先民测定方位、节气与岁时的天然坐标。这一记述已被中原考古发现印证。在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发现九陶罐模拟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完整呈现黄帝时代对北斗星象的高度重视与规范化观测。双槐树这一 “实物天象台”，与《河图》文献形成了互证，说明黄帝时期的中原，已具备成熟的北斗观测与历法雏形。

陶罐九星是可移动的北斗，中原岩文有关符号可以说是不可移动的北斗。具茨山岩文中一些图象就已经有了北斗的面貌，可以想见古人的观测与制历。

3、石上北斗

新密市超化镇黄鹿山村坐落于具茨山北麓，是一处山明水秀的小山村。发源于具茨山的小溪在山谷汇流，形成龙潭水库。站在大坝上环望，四面群山环抱，湖水澄澈如镜。水库西侧的密林里分布着多处岩画，其中一处岩石之上直接刻绘出北斗星形态，九星相连，斗身朝北，斗柄朝西，而斗柄朝西对应秋季。

新密市苟堂镇傅家门村的十二爻山岭上，有一处名为 “摞摞石” 的奇石群，留存着明显的古人祭祀痕迹。岩石上布满密集凹窝，其中一块石头中间有长方形凹坑，周边环绕多处凹窝，被当地人称作北斗七星，也有人误认作神仙脚印，但实测尺寸远小于普通脚印。因石块两端形制规整，亦有观点认为是石钺，结合特征来看，此为北斗星图的说法更为可信。

禹州市无梁乡老山坪存有大量岩画，山坡上立有一块造型独特的圆石，石面分布多处凹穴，被学者判定为日晷遗存。

南阳岩画群中，可见诸多大型璧状石坛，石坛中心或凿有石洞，或镌刻日月纹样，被认定为日月坛。在方城县清河乡杨庄公路旁，有一块形似碾子的石璧，中心孔洞并未凿穿，推测是用来安装测影木杆。石面正北方位的弦线上刻有十二爻，是一处特征鲜明的上古观象天文台遗存。

观天法地顺人。敬天爱人的观念，在遥远的上古已经在人世间运用如常了。

4、12 爻岩文：具茨山岩文中的历法时间密码

在具茨山岩画群中，除了典型的北斗九星与日晷图样，另一类高等级岩文 ——“12 爻岩文”，显露出强烈的时间秩序与制度特征。

所谓 “12 爻”，是指以十二组凹穴圆点按特定阵列或对称形式刻于巨石之上的岩文符图。此类岩文长期传承，形态稳定，具有明确的 “定制化” 属性，它是古人经过长期观测总结出来的 “天地之纪”：

1. 对应十二月：对应一年十二个月，是历法最直接的时间计量尺度；
2. 对应十二时辰：对应一天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记录昼夜交替的时间秩序；
3. 对应十二星宿：对应古代天文体系中的十二星宿，是观象授时的基础坐标；
4. 对应十二经络：对应中医人体的十二经脉系统，体现 “天人合一” 的生命观；
5. 对应人体十二官：在《黄帝内经》中岐伯以之对应人体脏腑十二官（心、肝、脾、肺、肾等），是微观生命秩序的宏观映射。

从 “天地之数” 到 “人身之数”，12 爻岩文将宏观宇宙时间与微观生命节律相统一，是天人合一哲学的早期萌芽。12 爻岩文有可能就是黄帝历法在岩石上留下的实体遗存，或比黄帝时代更早。它不仅记录了天象观测的结果，更蕴含了当时成熟的时间文明与宇宙秩序观念。

5、具茨山岩文体现的远古历法系统

具茨山作为黄帝文化的核心活动区，其岩文遗存不是孤立符号，而是一个立体的天文历法系统。

日晷岩画记录应是 “测日影、定时刻” 的 “迎日推策” 行为；

北斗星图符号记录 “观北辰、定四时” 的宇宙坐标，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窑窝或是古人对天上繁星的随意刻划；

12 爻岩文则将 “十二数制” 固化为具体的历法刻度。

这三类岩文相互补充、互为印证，共同构成了石上日晷 — 石上北斗 — 石上十二数的华夏原始历法框架，清晰再现了黄帝时期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旁罗日月星辰”（《史记・黄帝本纪》）的文明高度。

6、具茨山遗迹群：历法创制的人文地标

具茨山不仅有岩文，更留存大量与黄帝历法创制相关的古地名，构成完整的地理证据链条。

风后顶、迎日峰、推策台等地名，见证了黄帝创制历法的相关史实；

大鸿山因大鸿辅佐黄帝创立阴阳五行学说而得名，也是历法思想的发源地；

雷公台、岐伯山关联岐黄文化，体现出上古时间秩序与医药实践的融合；

黄帝见大隗、访广成子的相关记载，记录下黄帝在此探寻天道、顺天时治理天下的历史轨迹。

岩文符号、地理地名、文献记载，使具茨山成为研究黄帝历法起源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区域。

7、华夏时空文明的源头

具茨山岩文天文历法遗迹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古老的中原文明的内涵。它证明：

中原先民不仅有长期的天文观测实践，更有系统化的时间空间计量制度；华夏传统的 “十二” 数制，不是后世抽象建构，而是源于史前的岩文记载与天文实践；黄帝历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献与制度中，更物化在镌刻具茨山岩文的岩石之上。

石刻北斗，映现宇宙节律；岩镌十二，记录华夏时年。具茨山岩文系统完整地呈现了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代已达到的秩序化、制度化、理论化高度。

石上北斗是最古老的 “时间刻度”，它将天地之数、人间之序、历法之制镌刻永久，为我们理解黄帝历法的源头、华夏时空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最为直观、最为厚重的实物证据，于此，可解读华夏先民如何仰望星空、丈量时间、建立秩序的文明初心。

1、岩文作证：轩辕之车

黄帝，姓姬，号轩辕，后世尊称为轩辕黄帝。因之，轩辕也成为黄帝的代称，因为黄帝是人文始祖，是华夏文明的缔造者，轩辕也指代中华祖先。鲁迅那句 “我以我血荐轩辕” 的诗句广为流传，其以鲜血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让人读了无不动容、动心，这首诗激发了无数人投入拯救祖国的战斗。“轩辕”—— 以伟大祖先代指的祖国 —— 这两字让我们穿越时空凝聚起炎黄子孙的磅礴力量。

黄帝为什么叫 “轩辕”，有多种说法，一是说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因以为号，一是说黄帝发明了车辆，古时的车有帷幕称轩，驾牛的木杆叫辕，合起来，叫轩辕。本文认为，一定是先有轩辕之名，后有轩辕丘（新密市曲梁镇大樊庄村古城寨城址），后世以黄帝居于轩辕之丘，谓其号为 “轩辕”。

那么，黄帝发明的车是什么样子？具茨山的岩文中能否找到轩辕之车的样貌？答案是肯定的。

具茨山自古便是上古黄帝部落活动、巡游、修道、理政的核心区域。这片绵延起伏的群山之中，散落着数以千计的岩画与岩文符号，这些留存于山石间的刻画符号，是华夏先民以石为纸、以刃为笔留下的文明印记，被称作镌刻在石头上的上古历史密码，承载着华夏文明源头的文化基因与远古记忆。

在具茨山众多岩文符号之中，车字形岩文最为独特。这一车形岩文具体分布在今河南省禹州市无梁镇老山坪的岩石坡面之上，位置明确、遗存完好。岩文线条简洁质朴、构图凝练传神，只用简单的横线、竖线与斜线，简练勾勒出车轮、车辕、车架的基本结构，轮廓分明、特征直观，高度还原了上古原始车辆的雏形样貌。此图经专家辨识，识为是 “车” 字形岩文。其构图形制，与古籍文献中对 “轩”“辕” 二字的释义十分契合：古人称带有帷幕的车为 “轩”，车前驾御牲畜的直木为 “辕”，具茨山车形岩文所呈现的双轮单辕结构，应是远古轩辕之车的原始写照。

透过这一方小小的岩文符号，足以窥见上古先民细致的观察力、超凡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创造智慧，也为解读黄帝时代社会生产、交通出行、军事发展打开了一扇珍贵的历史窗口。

2、典籍互证：黄帝造车

关于黄帝造车的缘起，民间流传着生动而古老的传说。相传秋日时节，黄帝巡游具茨山，行至山坡之间，忽见一团枯草被秋风卷起，顺着斜坡顺势翻滚，圆转不停、越滚越快。这一平凡的自然景象，引发了黄帝深深的思考与灵感启迪：若仿照枯草圆形滚动之理，削木为圆轮，便可借力滚动、省力负重。于是黄帝率领部落先民入山伐木，选取粗壮坚实的树干，削凿打磨制成圆形车轮；又挑选挺拔端直的木料，裁制为车辕，将两轮固定于车辕两端，再搭建简易车架、铺设底座，华夏历史上最早的原始车辆就此诞生。这一传说与古籍中 “见飞篷转而知为车”（《淮南子・说山训》） 的记载相吻合，印证了黄帝观物悟道、始创车辆的渊源。

从先秦至魏晋历代典籍记载，可以梳理出黄帝造车用车的历史脉络：黄帝始创车辆，后世不断完善形制；黄帝时代不仅造出了原始车辆，更普及了日常乘车、畜力驾车、军事专用指南车等多元用车形态。

诸多正史典籍亦对黄帝造车功绩予以明确记载。《古史考》明确记述：“黄帝作车，引重致远”，点明车辆发明的初衷，就是为了承载重物、长途运输，解决先民物资搬运、远行迁徙的现实难题，拓展了上古部落的生存空间与活动范围。《太平御览》言：“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将黄帝名号与造车伟业紧密相连，成为黄帝称 “轩辕氏” 最主流、最被认可的由来。《汉书・地理志》亦有记载：“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充分肯定黄帝创制舟车、沟通四方、联通天下的历史功绩，凸显车辆发明对上古社会交流融合、文明传播的巨大推动作用。

众多典籍还详实佐证了黄帝时代用车已经高度成熟。《庄子・徐无鬼》记载：“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 文中出现御者驾车、陪臣骖乘、前马引路、后车随行的完整车马扈从规制，层级分明、秩序完备，足以证明黄帝时期车辆已广泛应用于部落首领出行、巡游会客等正式场合，车马随行已成当时上层社会的常态礼仪。

车辆不仅用于出行，还被用于战争。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涿鹿之战史事：“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 这一记载意义重大，它表明黄帝时代已经在普通车辆基础上，研发出专用功能性车辆 —— 指南车，专门用于战场大雾之中辨别方位、指挥行军、导航排兵。车辆从此突破日常交通与物资运输范畴，正式应用于军事战争，成为重要的军事装备与制胜利器。若无黄帝率先发明车辆、积累造车技术，指南车的研制与应用便无从谈起，从侧面有力佐证了黄帝造车的真实性与开创性。

《周易》亦载：“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这句经典记述，明确印证黄帝时代已经发明并普及畜力车。先民驯化牛、马等大型牲畜，作为车辆牵引动力，彻底告别单纯人力推拉的原始运输方式，实现了人力运输向畜力运输的历史性跨越。畜力车的推广，大幅提升了运载重量、延长了远行距离，便利了部落往来、物资流通与民生发展，惠及天下万民，成为上古生产力进步与交通文明革新的重要标志。而涿鹿之战指南车的历史传说，也与具茨山车形岩文形成完美呼应，传说有文献可考，史迹有岩文为证，双向印证，信而有征。

3、车辆演进：黄帝始创，奚仲改良

历史上还有奚仲造车的说法。奚仲是夏朝人，生活在夏禹、夏启时代，担任夏代车正，被后世尊为车神，其所处时代比黄帝时代晚一千多年。

在华夏造车发展史上，黄帝造车与奚仲造车两种说法并非相互排斥、彼此对立，而是始创奠基与传承改良、逐步完善的递进关系，符合上古科技文明循序渐进、代代积淀的发展规律。

黄帝作为华夏人文始祖，是华夏车辆的始创者与奠基人。他观物启智、因势造物，率先创制出原始车辆雏形，确立了双轮、单辕、车架组合的基本形制，为后世造车技术发展划定了基础框架、奠定了技术根基。此时车辆虽结构简易、形制古朴，却开启了华夏造车文明的历史先河，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具有开创性的文明意义。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奚仲并非从零开始造车，而是在黄帝原始车辆雏形的基础上，总结前人造车经验，优化车身结构、调整车轮比例、规范车辕尺度、完善驾御装置，研制出结构更合理、行进更平稳、载重能力更强、制式更加统一规范的两轮马车。经过奚仲的改良定型，车辆从原始简易雏形，走向标准化、成熟化、实用化，全面推动了上古造车技术的专业化与体系化发展。

继黄帝之后，夏代初期的奚仲，是造车技术的改良者与规范者。据史料记载，奚仲为黄帝后裔，任姓，朝廷专门设立车正官职，由奚仲担任，掌管天下车辆制造、管理与规制事务，其故里位于今山东滕州东南，当地奚公山至今尚有墓冢遗存，后世薛人多为其后裔。《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左传》《荀子》《墨子》等多部先秦典籍，均明确记载 “奚仲作车”，肯定其造车功绩。

4、考古价值：把车考古提前到 5000 年

从考古层面来看，中国古代车辆的起源已追溯至距今约 4200 年前，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发现了迄今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 3700 年的车辙，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上的 “车” 字形契刻符号。相传夏朝奚仲对车辆作了重大改进，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 “车正”，其造车之地在今河南平舆县，平舆也因此得名 “中国车舆文化之乡”，辐条式车轮也自此出现。考古发现最早的畜力车实物标本出自安阳殷墟遗址，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成熟马车，距今约公元前 1300 年。殷墟马车呈现双轮、单辕、驾马牵引的成熟结构，形制规整、工艺精湛，与古籍中轩辕造车、奚仲改良马车的记载相符。

但考古领域仍存在明显空白：黄帝时代约为公元前 3000 年，属于传说文明时期，至今尚未出土车轮、车辕、车器等实物遗存；夏代初期奚仲所处时代，同样缺乏直接的造车器物考古实证，形成了从上古黄帝到夏商之间车辆发展的考古断代。而具茨山 “车” 字岩文的发现，恰好完美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作为早于甲骨文的石刻准文字，具茨山车形岩文以实物形态，留存下上古车辆最原始的形制样貌，清晰展现出三条演变脉络：由山石刻画符号向成熟汉字 “车” 字演变，由简易原始车形向商代殷墟成熟马车演变，由单一代步运输车辆向多功能、军用专用车辆演变。

车辆的发明与普及，是华夏先民摆脱蒙昧、走向文明、联通四方、融合部落的重要里程碑，极大推动了物资流通、文化交流、军事发展与疆域开拓。

历经数千年岁月沧桑，镌刻在具茨山岩石上的 “车” 字岩文依旧清晰如故，默默诉说着黄帝造车的传奇往事，为我们追溯华夏文明源头、梳理上古科技发展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支撑、历史依据与深厚精神滋养。

第三场 废除活祭彰深仁

剧情梗概

岐伯正在训练军队嘹歌，忽然雷子来报，大鸿军遇蚩尤吐毒雾，军队大乱。说话间，大批士卒从前线回，大鸿率军退守大营。岐伯一边组织轻伤员唱歌鼓气，一边给伤员治疗。岐伯令士卒薅来大量艾蒿，捣烂投进水井中。广成子带人收拾重伤卒，欲召去祭神，被岐伯阻止，黄帝闻听岐伯之言，废除了活祭，人人皆知黄帝深怀仁心。艾汁饮用后，士卒袪病，战斗力恢复。此时，风后八阵兵法练成，誓师出征彻底战胜蚩尤。

人物

（按出场顺序）

黄帝姬轩辕、雷子（雷公）、岐伯、方雷氏、广成子、大鸿、大隗、岐母、士卒若干、蚕女若干、嫘祖、炎帝榆罔

山山岭岭，叠影重重，两山之间，一座要塞，旗幡飘扬，军容威武。要塞之前，岐伯正在训练一支嘹歌团。

【方雷氏上】白：岐仙师来了，岐仙师来了，快快，大家站好队，站好队。

【音乐起，一群人纷纷在要塞前整好队，奏起岐伯教的音乐《云门》。】

【岐伯上，一边走，一边欣赏，在边点头。岐伯上前登高处，引亢领唱】：

纠纠雄师，（齐）纠纠雄师。

大河之滨，（齐）大河之滨。

威武壮盛，（齐）威武壮盛。

嵩高在身，（齐）嵩高在身。

耕田凿井，（齐）耕田凿井。

百物咸臻，（齐）百物咸臻。

疆土广固，（齐）疆土广固。

吾主深仁，（齐）吾主深仁。

国有难矣，（齐）国有难矣。

人神共愤，（齐）人神共愤。

枕戈待旦，（齐）枕戈待旦。

万众齐心，（齐）万众齐心。

血染战袍，（齐）血染战袍。

锐士破阵，（齐）锐士破阵。

不胜不休，（齐）不胜不休。

以死荣身，（齐）以死荣身。

齐唱：血染战袍，锐士破阵，不胜不休，以死荣身。

【黄帝上】白：哎呀，唱得太好了，真是纠纠战歌。慷慨赴义，以死荣身，听得热血沸腾，涌流全身，这样的军队，誓死赴义，不胜不归，如人人都能这样唱着奔向战场，战斗力爆满，还怕不能胜利吗？

岐伯：是的，军卒要有士气，士气在心，需要鼓之舞之以尽神，这样《云门》大乐，就是纠纠战歌，威彰四方，壮气昂扬，胜心在握，上了战阵，无怯战死，不惧流血，心聚一神，一定成就必胜之军。

黄帝：要让每个军卒都能这样唱着奔赴战场，至少也要听到这样的壮歌。

岐伯：好的，我们来开辟一个轩辕乐院，来教一支支嘹歌团，让他们在士卒中去教唱，把全军的士气鼓舞起来。

黄帝：我正在命风后加紧训练八阵图，改变以前打仗没有章法的问题，你这个嘹歌加上风后八阵图，一定战无不克，攻无不胜。

【士卒上】急报：报大族领，大鸿军在前线遭遇蚩尤喷来的毒气，伤亡惨重，正在退却。（说话间，一队队士卒带伤归来。）

【雷公、大鸿上】

大鸿：岐仙师，岐仙师，大鸿带领我们连战皆捷，不料蚩尤喷出毒气，很多人中了毒，呕吐不止，没气没力，敌人攻来，死的死，伤的伤，今天又打败了。

【黄帝、岐伯走到近前，一个个抚摸士卒，伤心不止，黄帝一片忧容】

黄帝：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总要有胜战之法啊。此情此景，确实让人忧心，怎么才好呢？

岐伯把方雷氏叫过来，如此这般交待一番。

方雷氏：仙师，领命。【下】

岐伯把雷子叫过来，如此这般交待一番。

雷子：仙师，领命。【下】

方雷氏把嘹歌团叫过来，准备唱歌，正要开口，大鸿过来。

大鸿：打了败仗，还要唱歌，这不是要羞杀我等啊，不要唱了。

方雷氏：你先听听吗？歌声响起来 ——

唱：

纠纠雄师，大河之滨。

威武壮盛，嵩高在身。

耕田凿井，百物咸臻。

疆土广固，吾主深仁。

……

【士卒起身围观，轻伤者附和而歌而舞。岐伯俯下身子，跪在伤卒面前，包扎伤口，擦血，止血，忙了一个又一个。】

【雷子上，领了一群人，怀抱一束青蒿】白：仙师，你看，我们薅来了这么多药草，你看哪个管用。

【岐伯采下一叶，放嘴里嚼了一下】白：嗯，嗯，这是艾蒿，特别有用。（把艾蒿分成两半）这些你弄些干柴，在周围多放几堆，点燃让他冒烟。这些艾草你带人用石锤捣烂，投入附近水井里，把井水搅搅，把水舀出来，每人一碗，要快。

【雷子闻声而去】白：要先舀一碗叫我尝尝 ——

雷子：记下了。

【广成子上】白：大家检查一下，把快死的，都当成战神抬到祭台上烧烧祭神了吧。

士卒：喏。

伤卒中有哭声。

伤卒甲边哭边说：让我死吧，让我死吧，我死了就不受痛了。

伤卒乙：让我死吧，让我死吧，我死了就不想家了。

伤卒丙：让我死吧，让我死吧，我死了就不想妈妈了。

一群人：“让我死”，“让我死”，“我是战神”，“我去死”。

【士卒们一边擦泪，一边抬起重伤士卒，准备抬走。】

【岐伯上前制止】白：别，别，别。让我看看，让我先看看，每一个都要看看。【说罢，俯身认真一个个检查，示意这个抬走，那个留下。】

广成子：岐公，你，你，你不能坏了老规矩。

唱：

打仗生死寻常事，生生死死转瞬逝，

战神为国享哀荣，献祭牺牲吾神职。

【雷子上，雷子端来一碗药汤，岐伯尝了一口，点点头，示意雷子叫大家喝，方雷氏带着大家把一碗碗药端过来，跪在士卒旁边，喂士卒喝，士卒中人情骚动】

岐伯唱：

天地间最贵莫过生命，孩子们都有父母家庭，

他们是父母连心肉啊，十月怀胎才待新生。

捧在手里三年整啊，一棵棵小苗才长成。

风里雨里长大成人，寿夭难测战战兢兢。

国有危难心怀血勇，舍家为国拼命驰骋。

慷慨赴死唯义所在，九死一生生生珍重。

活着是本，本固枝荣，

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可能。

不怕死不意味可以轻生，一息尚存便要全力救拯。

我为医怎忍受生生受痛，我为医怎忍受活活命送，

我为医怎忍受见死不救，我为医怎忍受家家伤情。

【黄帝上】

黄帝唱：

岐仙师一番话刺我心，眼睁睁看送命枉为人君，

将士们不惜死令人感动，祭神灵再也不能用活人。

广成子管祭司出自诚心，陋习改新规立真爱百姓。

伤卒要救治吾人要全心，生命比泰山还要重几重。

（白）岐仙师，你要救好伤卒们啊。

岐伯：诺。

广成子唱：

岐公真情话，句句羞煞人。

战神祭天帝，诚意感天神。

活祭从古来，吾亦泪沾巾。

废除陈旧规，吾主怀深仁。

人灭不可复，存人鼓人心。

伤卒不再祭，吾主再造恩。

（白）吾主圣明，吾主圣明。

黄帝：大鸿将军，好生对待每一位伤卒，去吧，不得再用活人祭神。

大鸿：遵命。【下】

众：吾主圣明，感谢吾主再造之恩。

方雷氏：君上，士卒们喝了艾汁汤，都好多了。岐仙师真是神医啊。

黄帝：可喜可贺，岐仙师真是神医啊。

众：感恩神医！

士卒报：大将军风后练成《八阵图》，请大族领去观阵。

黄帝：好，好，岐仙师，你留下给伤卒们治伤病，救命要救活，治伤要治好。其他人随我一起去阅阵出征。

众：喏，练兵强军，战胜蚩尤。 练兵强军，战胜蚩尤。

1、具茨深山看石 “花”

在具茨山的岩画群中，藏着一种极具辨识度的花朵状窑图，是中原岩文里最具生命意象的符号。这类图案以中心窑为花蕊，外围环绕 6 至 12 个数量不等外窑，部分图案还以槽线连接中心与外围，形态酷似盛放的梅花、海棠，疏密有致、线条古朴。

在具茨山东端旋落岭，近 200 平方米的岩石上，密集分布着 150 余处这类花朵状窑图，错落排布却不失规律，仿佛一片石 “花” 之海。这种石 “花” 分布范围极广，最东抵达具茨山东端的陉山，最西延伸至伏羲山南延的马岭月台河边，形成鲜明的地域边界。南阳地区的岩画中也大量出现同款图案，构图与具茨山石 “花” 完全一致。

先民在山野岩石上镌刻大量花形图案，结合上古氏族的自然生命崇拜来看，这应当是一支部族的核心图腾。古人以花朵象征生命繁盛，将对族群繁衍、生机绵延的期许刻于山石之上，成为族群信仰的具象表达。

这些远古石 “花”，正是 “华” 字最原始的视觉源头 ，是华夏文明萌芽阶段，先民对生命与繁荣的最初描摹。

2、具茨山石 “花” 与仰韶文化花瓣图腾比对

三门峡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的花瓣纹，被学界认定为华夏族的族徽与图腾，也是华夏族名的重要来源，承载着生命崇拜、族群认同与上古宇宙秩序等深层内涵。具茨山石 “花” 岩画，与庙底沟彩陶花瓣图案在形态、功能、信仰内涵上高度契合，二者属于同源同构的史前花图腾系统，共同构成 “华” 字起源的双重考古物证。

1. 形态同源：庙底沟彩陶以圆点、弧边三角、交错花瓣组成花形，和具茨山 “中心花蕊 + 环列花瓣” 的梅花状岩画一脉相承，均为 “中心 — 辐射” 式花朵原型。一者刻于岩石，一者绘于陶器，共同留存了上古 “花” 的核心视觉特征。
2. 功能同构：庙底沟花瓣纹用作族徽图腾，承担族群识别、凝聚信仰的作用；具茨山花朵岩画同样是部落核心标识，中心窑体量更大，外围窑环绕排布，体现出部落内部的等级秩序。
3. 宇宙观同频：庙底沟花瓣纹暗含四方、四时、八方等上古时空认知；具茨山岩画常见 6 个、12 个环列窑孔，对应十二月、十二地支与天象周期，将生命繁衍和宇宙节律融为一体，花朵既是生命之花，也是时空、秩序之花。
4. 地理同域：庙底沟文化核心区与具茨山同属豫西史前文化圈，花图腾在这片区域广泛传播，载体虽从陶器变为岩石，但核心造型始终保持统一。

3、“华” 字演变与溯源

（1）甲骨文：具象化的 “花开之形”

从文字发展脉络来看，“华” 字诞生早于 “花” 字千余年。“华” 出现于商代，甲骨文里已有记载，而 “花” 直到汉代才产生。先秦时期，“华” 通 “花”，是 “花” 的本字。

《说文解字》记载：華，榮也。从艸从𠌶（xū）。凡華之屬皆从華。 古时木本植物开花称 “花”，草本植物开花称 “荣”。

甲骨文的 “华” 是典型象形字：中间一竖代表花的枝干，上下分出数层短枝对应舒展的花瓣，底部短横为花托，整体直观还原出 “花开枝头” 的样貌。

（2）金文：具象化的 “花形完善”

金文阶段的 “华”，延续了甲骨文 “枝干 + 花瓣 + 花托” 的核心结构，造型更贴近自然实物，笔画进一步简化，整体呈现出枝叶托举花朵的形态，花瓣与枝叶轮廓更加清晰，明确印证了 “华” 为 “花” 的字源。

（3）小篆：草字头的定型与字义确立

小篆是 “华” 字演变的关键阶段，字形顶部的花朵形态演变为 “艸”，后简化为草字头 “艹”，明确了该字与草木的关联，也契合汉字形意结合的发展规律。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再次注解其含义，正式确立 “华” 通 “花” 的字义，固定了 “草木繁盛、花开艳丽” 的核心内涵。

（4）隶书与楷书：符号化的精神凝练

隶书阶段，“华” 的笔画趋于平直，繁复的花叶造型被简化为交错线条，弱化具象花朵形态，逐步走向符号化。发展至楷书，“華” 字彻底定型：上方保留草字头，下方枝叶化为规整笔画，主干居中、分支舒展。

溯源可见，金文中的花形与具茨山岩画石 “花” 高度相似。具茨山石 “花” 距今已有五千余年，比 “华” 字出现还要早两千年以上。从史前图腾石刻到成熟汉字，“华” 完成了从具象图案到抽象文字的转变，但 “生命生长、族群繁盛” 的核心意象始终未变。

4、地名溯源：“华” 字字根在河南密县

“华” 不只是文字符号，更是华夏文明的起源标识，其地理源头为如今的河南新密（古密县）。从图腾到文字，再到地域名称、方国名号，“华” 有着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

国学大师钱穆曾指出：登封、禹州、密县一带，上古统称 “华”，这里也是夏朝的发祥地，后世 “中华”“华夏” 之名，便起源于此。

西周青铜铭文《穆王簋》中 “王在华” 的记载，是 “华” 作为地名的直接文献证据。历史学家唐兰考证认为：华是古地名，位于今河南密县、嵩山以东，这里是夏族聚居地，“华” 与 “夏” 同源，是中华民族的起源之地。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黄帝曾登临具茨山，遇华盖童子。新密当地方言中，“华” 与 “黄” 读音相同，当地诸多地名也保留这一特征，可见黄帝时期此地便已有 “华” 的称谓。具茨山与禹州、新密交界的大鸿山，存有大鸿城，城中四门分别名为东华门、北华门、西华门等，东华门至今尚存，千年以来 “华” 的地名延续不断。

西周时期，“华” 是中原诸侯国。《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建议郑桓公东迁时，将 “华” 列为重要区域。东周初年，华国被郑国兼并。秦汉时期，此地设华阳亭，公元前 273 年著名的华阳大战便发生于此。从西周华邑、秦汉华阳亭，再到后世华阳故城，“华” 作为地名代代相传，成为华夏文明扎根中原的有力佐证。

5、哲学内核：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生命昌盛的秘密

“华” 的字形超越文字本身，凝练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 主干挺拔向上，象征自强不息，代表中华民族迎难而上、蓬勃进取的品格；
• 枝叶向四方舒展、扎根大地，象征厚德载物，体现中华文化包容万物、兼容并蓄的胸怀；
• 花开繁茂的本源意象，升华为生命图腾，寓意族群生生不息、子孙绵延，是古人对文明永续、繁荣昌盛的美好期许。

这份精神内核，和具茨山岩画、史前花图腾所承载的宇宙观、生命崇拜一脉相承，是远古图腾思想在哲学层面的升华。

6、民俗传承：繁衍生息的民间信仰

“华” 所代表的生命意象，深度融入民间民俗，传承数千年。中原地区自古有坟前植树的习俗，以树木开枝散叶，寓意家族兴旺、子嗣绵延。汉至唐宋墓葬中，“摇钱树” 类随葬器物大量出现，古人将树木视作连通天地的载体，寄托对生命永恒、福运绵长的向往。

这些民俗传统，本质都是 “华” 所承载的生命信仰在民间的延续。从庙底沟彩陶花纹、具茨山岩画石花，到后世各类民俗符号，上古花图腾所代表的繁衍、昌盛理念，数千年来从未中断。

从庙底沟文化陶 “花”、具茨山远古石 “花”，再到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一步步演变的 “华” 字，这个字跨越数千年时光，早已不再单纯是一个文字。它是文明的地理之根，扎根于中原大地；是文化之魂，代表着华夏礼仪与风貌；更是民族精神图腾，承载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

远古山石上的一朵 “花”，最终演变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名号，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1、大隗山上有“龙图”？

大隗山陡峭石崖处，岩壁留存奇特岩文，一处刻有七处窑形纹路，分两列排布，三枚与四枚分列上下。崖顶开阔地带还存有规整的十二窑刻痕，旁侧石壁一道弯曲线槽格外醒目。

线槽身形蜿蜒似蛇，尾部分叉形似鱼尾，躯体两侧分布四道短线如同兽爪，背部线条勾勒出羽翼形态，集游、爬、奔、飞形态特征于一体。

具茨山山脉绵延六十余公里，大隗山作为主峰，地处新密、新郑、禹州三地交界，因七座山峰也被当地称作七堌堆。这幅龙形岩画坐落于新密市苟堂镇张门村山坡之上。

以粉笔勾勒轮廓后，完整龙形清晰显现。结合身形特征多方辨识，这件兼具蛇身、鱼尾、四爪与羽翼的石刻，被认定为古朴原始的龙形象，也是具茨山目前仅存的龙形岩画，被誉为中州第一龙。

龙自古是先民崇拜图腾与王权象征，这幅石刻也成为佐证中原龙图腾起源的珍贵实物，也由此引出诸多疑问：山中龙图因何刻画？创作年代与创作者究竟是谁？

2、龙图腾的本源：伏羲氏的图腾溯源

大隗山龙图腾的文化本源，可追溯至伏羲氏龙图腾信仰。

新密获评中国羲皇文化之乡，区域内留存十七处裴李岗文化遗址，留存伏羲时代文明印记，同时分布二十余座伏羲女娲相关古迹与祠庙。伏羲女娲治水救世、婚配繁衍、订立婚嫁姓氏制度的故事，在当地代代相传。

上古先民将伏羲女娲塑造为人首蛇身的始祖形象，后世帛画、汉画像砖中，经典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样广为流传。以龙为核心的图腾文化历经岁月积淀，逐步演变为中华民族专属精神符号。

古籍多处记载伏羲崇龙尚龙的史实，《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太皥氏以龙纪，以龙定名官职；《史记·三皇本纪》也记述伏羲遇龙瑞异象，设龙师名号管理部族。

伏羲观天地万象参悟阴阳之道，依托龙马负图的祥瑞寓意，划分青龙、赤龙、白龙、黑龙、黄龙五官，分管时节农耕与教化事务，又册封飞龙氏、潜龙氏等分理部族事务。将龙视作天地灵力化身，把部族治理顺应自然规律，既凝聚部族向心力，也奠定华夏龙文化根基。

3、中原考古中的龙

中原大地出土多处上古龙形文物，层层印证龙崇拜悠久历史。

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成果轰动学界，距今六千四百年的仰韶文化墓葬内，出土白蚌壳堆砌而成的龙虎纹样。蚌塑龙体态灵动、鳞爪俱全，被称作中华第一龙。龙虎分列墓主两侧，形成最早青龙白虎天象雏形，龙也成为上古先民沟通天地生死的神圣载体。

这件文物证明新石器时期中原已形成成熟龙崇拜，龙形融合多种生物特征，不再局限单个部落图腾，标志着中原部落联盟文化共识初步形成。

新密新砦遗址出土高规格龙纹陶片，是城池文明等级的重要凭据；偃师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代表迈入文明阶段的龙艺术水准。相较这些后期器物，具茨山原始龙图，拥有独一无二的溯源与考古研究价值。

4、大隗山先民身份猜想

具茨山龙图诞生于原始氏族社会，结合史料与传说，可推断当年在此活动的上古族群。

《庄子》《水经注》等古籍记载，黄帝多次登临具茨山，寻访大隗、广成子等上古先贤。大隗氏是早于黄帝时期的古老部族，溯源可至神农时代，古籍记载神农别称魁隗氏，后世认定大隗氏便是魁隗氏后裔，族群活跃距今约五千年。

网络文学《中华远古帝王谱》虚构伏羲女娲政权历代帝王事迹，记录嬑节、伏泰、象团、晁安等部族首领，均以具茨山、新密一带为活动中心，彼时当地农耕制陶产业发展，符号文字逐步取代结绳记事。此类记载并无正史依据，仅可当作远古传说参考。

龙图周边密布各式岩刻纹路，属于先民祭祀占卜的刻意留存，整套石刻构成完整图腾信仰体系。结合伏羲龙图腾渊源与十二爻石刻特征，推测这幅龙图创作于六千至五千年前，是符号文字诞生初期的人文产物。

5、大隗山龙图蕴含着华夏文明内核

具茨山龙图是中原远古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体现上古部落融合、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

上古中原部落林立，各自拥有蛇、虎、鱼、禽等专属图腾。从伏羲至黄帝阶段，部落不断结盟交融，先民整合不同部族图腾特点，汇聚鹿角、蛇身、鱼鳞、鹰爪等形象，塑造出复合型龙图腾，也造就中华文明兼容包容的核心特质。

黄帝釜山会盟，统合各部族群，龙图腾正式成为华夏部落联盟共同信仰。黄帝乘龙升天的传说流传后世，进一步巩固龙的神圣地位，图腾文化凝聚起华夏民族向心力。

数千年间，龙跨越地域、族群界限，成为全体国人共同的精神标识。身为龙的传人的文化认同深入人心，大隗山原始龙图，见证华夏从部族分立走向团结统一，是华夏文脉源远流长的远古印记。